些補充。但從其他的來源，可以多少理出點頭緒。

＇1967年＇

如1967年，《年譜》上只記錄了兩項禮儀性活動——作為國家副主席，接受阿拉伯葉門共和國、瑞士、越南、朝鮮和茅利塔尼亞新任大使呈遞國書；參加國慶招待會和檢閱。

實際上，這一年對她來講充滿了苦惱和鬥爭。在北京，她大部分時間呆在自己的屋子裡，看到的只有四面的牆壁。在上海，她的事業正在被拆毀，她竭力設法加以挽救，就如她後來所說的那樣：

“1966年，也就是當十年動亂開始的時候，我們中國福利會在上海的工作實際上處於停頓狀態：《兒童時代》雜誌不再出版了，我也接不到一份中國福利會下屬的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兒童藝術劇院和其他單位的報告。這些單位的領導，當時正處於不斷增長的壓力之下或受到了攻擊。我於是請當時任副市長的金仲華幫助。他像以往一樣認真負責，走訪了這些單位，鼓勵他們繼續工作。”

以上是從她對金仲華這位傑出的進步新聞工作者的悼念文章①中摘引的。金從30年代救國會時期起就是她的同事，後來在香港保衛中國同盟及其後繼者上海中國福利基金會和中國福利會都在一起工作。《中國建設》創刊，她又選任他為第一任社長。他在“文化大革命”前被任命為上海市副市長。

①同注1。

關於江青一夥罪犯在上海建立的新政府裡那些人如何對金迫害致死，她在文章中這樣寫道；

“後來，當我回到上海的時候，有人告訴我說，金仲華本人也遭到了‘四人幫’及其爪牙的殘酷迫害。他們不准他與外面的人接觸。我想設法同他見一面，也沒成功。在幾個月時間裡，他們接連不斷地對他進行審訊、批鬥。……他一生中所做的好事都被歪曲、顛倒，成了敗壞他的名譽的‘罪證’。……他一直確認中國革命的成功與毛主席的領導是分不開的。但是，他卻被指控‘反對毛主席’。為了中國的解放事業和建立世界人民的友誼，他曾和許多外國朋友接觸過、一起工作過，就因為這，他被誣為‘外國間諜’。他與周總理在各個時期的交往，也成了那些‘審訊人員’辱罵他的另一個原因——因為他們想打倒周總理。在迫害金仲華的過程中，江青的惡意中傷起了直接作用。她的每一句話都被那些爪牙們奉為聖旨。張春橋也施展了陰險毒辣的伎倆。”

有一件事她沒有談到，也可能她始終不知道，那就是金仲華受到了極大的壓力，要他交出多年來她給他的信件，但金寧死不從。由於不堪忍受殘酷的政治迫害，金仲華於1968年4月3日含冤自殺。

在這裡不妨附帶說一些有關宋慶齡與江青之間關係的情況。

據說宋慶齡第一次見到江青的時候對她的印象不錯①，這倒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①見羅斯·特里爾著《白骨精——毛夫人傳記》（英文），第185、228、250—261頁。這部書有聳人聽聞的傾向，但這些說法作者引用了譚寧邦所提供的材料，譚當時在宋慶齡處工作。

1949年，宋慶齡在北京參加開國大典後回上海，毛主席派江青到車站送行。據說，她後來對別人講過江青“有禮貌，討人喜歡”。1956年，她在上海宴請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江青和劉少奇夫婦都出席作陪，據說她對江青的舉止文雅、服飾得體，很表讚賞。

（令人驚奇的是，據說就在那一天江青要宋慶齡勸毛澤東穿西裝、打領帶，因為孫中山常穿西服，而且外國人總認為中共官員們的穿著太單調。）

但江青在1966年的表現卻大不一樣了。當時紅衛兵要衝宋慶齡的寓所，甚至要她把頭髮剪成他們所喜歡的那種短髮。（她一直保持一種後梳圓髻的傳統髮式，並曾答應她的母親永不改變這種髮式，所以據說她曾生氣地說，“要是他們碰我的頭髮，我就把他們的頭髮全剪掉！”）毛主席派江青去向宋慶齡解釋“文化大革命”。這時的江青完全採取了一副教訓人的腔調，把紅衛兵捧上了天，聽到宋慶齡說“對紅衛兵的行動應有所控制、不應傷害無辜”時，江青的臉立刻沉下來了。

很久以後，在1973年，當說一句江青的壞話就得掉腦袋的時候，宋慶齡在本書作者和邱茉莉面前把這個報復心強而又權欲薰心的女人挖苦地稱為“女皇”，她對江青的看法由此不言而喻了。“四人幫”倒臺以後，她在寫信和談話中可以更尖銳、更明白地把她的看法表達出來了。她在1978年給美國理查德（迪克）·楊的一封信（無日期）中說，要不是“江青這幫傢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