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年周恩來總理訪問印度、緬甸時發表的中印、中緬會談聯合宣告中共同倡導的。她在1955年的一篇文章中論述了這一對國際關係的新貢獻。她說，五項原則“在全亞洲受到特別歡迎，”得到“具有各種不同目的和信仰的社會人物和組織的廣泛贊成”，“表達了亞洲一切國家人民的最珍視的願望”。

在這篇文章中，她還講到臺灣問題，嚴正表明：“決不能容忍對我們內政的干涉”，中國人民“決不接受使臺灣和臺灣海峽‘中文化’或‘置於監督下’的任何建議”，認為這都是“違反五項原則的”。①

①《五大原則》，載《人民日報》1955年3月25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217頁。“五項原則”是：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這五項原則在中國的外交及整個世界事務中都結出了豐碩成果。它是1955年“萬隆會議”（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上相互溝通的主要橋樑。這次會議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因為這是第一次亞非國家（有的已獨立、有的還處於半殖民地狀態）在沒有任何帝國主義宗主國參與的情況下聚會，共同商討有關自己的切身利益的問題——關於這些問題的決定過去都是由帝國主義宗主國來作出的。後來，它又成為不結盟運動、以及整個第三世界所奉行的基本準則。最後又在中國倡導下使之不僅成為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的關係準則，也是社會制度相同的國家間的關係準則。

＇對印度的情誼＇

50年代初，宋慶齡對印度的感情再次開始表現出來。她出席了印度在新中國的第一批文化活動。1951年5月，她寄詞祝賀加爾各答和孟買兩地的印中友好協會成立，說這“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情，它對於我們兩個強大國家，對於亞洲以及全世界，都能產生深遠的影響”，指出：應在古代就已樹立的兩國關係的基礎上，“把印度人民和中國人民更緊密地團結在一起，以求能夠打敗亞洲人民的任何一個敵人，並對世界和平的事業貢獻出全副的力量”。①

①《人民日報》，1951年5月19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181頁。

十年前，她同尼赫魯曾表示希望在兩國獲得自由後見面。這個願望在1954年實現了。10月19日，已成為印度總理的尼赫魯到達北京，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宋慶齡同周恩來到機場迎接。在毛澤東主席舉行國宴招待尼赫魯時，她陪同毛主席在門口迎候。她還邀請尼赫魯和他的女兒英迪拉到她家裡來共進午餐。

第二年，即1955年12月，她率領一箇中國高階代表團訪問印度。尼赫魯在歡迎詞中說：

“在過去的這些年裡，不論中國和世界受到什麼樣的風暴襲擊，她的信念從不動搖，她始終為和平呼籲。”據一位感覺敏銳的觀察者說，尼赫魯致詞時的“那種聲調是他在對歐洲來賓致歡迎詞時從未出現過的”。①

①詹姆斯·貝特蘭著《重訪中國》（英文）。

致答詞時，宋慶齡說，“我的印度朋友曾經兩次邀請我來貴國，然而英國當局兩次都拒絕發籤證給我。現在偉大的印度人民獲得了民族獨立，這才使得你們的老朋友能夠實現她的願望”。

她在印度首都和各地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會各界（包括婦女團體）的熱情歡迎。

1956年1月1日，在全印廣播電臺向印度人民發表的告別廣播演說中，她說，“印度和中國是世界上兩個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們不能推卸我們維持世界和平的責任”。“我們將共同地對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及和平建設我們各自的國民經濟作出重大貢獻。”她還強調，“和平必須建立在獨立、平等和自由的基礎上。”①

①《人民日報》，1956年1月3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235頁。

在回到北京後對全國人大常委會所作的報告①中，她說：在印度，同在她訪問的其他亞洲國家一樣，她體會到“人民和政府對我們這個新的國家的熱情，他們與我們之間日益發展著的友好關係，以及他們對於我們的熱烈希望，令人感覺到這種情感存在著巨大的力量。”這無疑反映出那個時代的精神，正如稍早一些時候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和布林加寧）首次訪印時所受到的歡迎一樣——那次蘇領導人的訪問她在報告中提到了並加以讚揚。

①《人民日報》，1956年3月11日，收入《新華半月刊》1956年第7期。

接著她談到印度人所詢問的關於中國發展道路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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