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府計劃委員會的人士對於我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表示非常重大的興趣和關懷。他們很清楚地知道如果生產不增加，國民經濟就不可能有所發展。如果生產增加的速率不能高於人口增加的速率，奇Qisuu書網那就很難解決糧食問題。”

在這裡，儘管她說中國農業生產的增長高於當時人口的增長是正確的，她也表述了當時中國官方所持的錯誤觀點，即限制生育是不需要的：

“一部分受帝國主義學者所說的‘人口論’的影響的印度朋友們，一向懷疑是否有辦法解決因人口迅速增加而發生的經濟問題。現在聽到我們平均每年農業生產的增加竟能超過平均每年人口的增加，他們感到非常興奮。聽說他們準備組織考察團來我國訪問，想了解我們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組織和發展的秘訣。”

在更為健全的立場上，她提到了新從殖民主義下解放出來的發展中國家的一個長期問題，即政治獨立之後必須繼之以經濟獨立：

“在孟買住在省長的官邸。官邸三面臨海，風景美麗……我國唐朝的時候，許多阿拉伯人航海到中國來經商都要經過這個海灣。唐宋兩代，廣州、泉州和阿拉伯海灣一帶的國家的商業來往、非常繁盛。而現在印度的對外貿易都要靠帝國主義的船舶。他們和我們的貿易往來之所以不能很快地發展，缺乏海上運輸工具也是一個原因。帝國主義者在航業上的壟斷實在是我們兩國之間大規模經濟交流的阻礙。”

她很高興地知道在深水港維扎格巴塔——從加爾各答飛往馬德拉斯時曾途經此地——印度的造船業將要開始發展。

以後，中印關係的發展經歷了一個曲折起伏的過程，並在西藏邊境發生過武裝衝突。但在中印關係史上、在宋慶齡對印度人民的情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