驟雨的60年中同她一直交往的華僑友人言簡意賅地說，“她的為人不能再好了”。①

①本書作者1986年與艾麗斯·郭（郭寶珠）的淡話。她的家族是澳大利亞華人，曾在上海擁有最大的一家百貨公司。她在海外旅居多年後於80年代返回上海。已故。

現在安放在她墓園中的有一尊她的白色大理石完美雕像，它表現出她仁愛安祥的神態。這是以著名的女雕塑家張得蒂為首的五人小組的集體創作。她本人會不會同意立這樣的雕像，這是很難說的，但它體現了上海及全中國人民以有這樣偉大美麗的女兒為驕傲的心情。

在她身後，有許多很恰當、很能說明問題的評論。如她的老同事陳翰笙曾說，“機會主義同她無緣”。這一點她的外國女友海倫·福斯特·斯諾（尼姆·韋爾斯）在較早時也說過，當中國的中產階級投入“機會主義”懷抱時，孫夫人卻從不這樣做，“別人暈頭轉向而她從不自欺欺人、也不迷失方向。”①陳又說：“宋慶齡是一位英勇的民主鬥士。我們要向她的傑出的模範行動學習，因為我們要繼續加強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②

①海倫·福斯特·斯諾著《現代中國的婦女》（英文）。這本書有“孫逸仙夫人”一章，共40頁。作者是斯諾的第一個妻子，她的另外一些著作署她的筆名“尼姆·韋爾斯”。

②前一引語是陳翰笙口頭告訴本書作者的，後一引語來自陳著《為民主的英勇戰鬥》，載《中國建設》1981年第9期紀念宋慶齡特刊英文版，第47—48頁。

要這樣引用評述她的文章是沒有盡頭的，這些文章還都包含了許多她的言論和著作的摘錄，對人極有啟發。比較好的辦法是回顧一下她一生中最足以表現她的品質的一些事例：

她不顧父母的反對，同孫中山和他的革命事業結合。這是對她的原則性和意志力的第一次考驗。

在1922年陳炯明叛變、炮轟廣州總統府時，她置個人生死於不顧，救孫中山出險，說：“中國可以沒有我，不可以沒有你”。這顯示出她那英勇獻身的忠誠。

孫中山逝世後，她在滾滾逆流中高舉孫中山的旗幟。她一再為維護原則而戰鬥。她頂住各種各樣政治的和家庭的壓力，為了同蔣介石的血腥奸詐手段篡奪國民黨的行為劃清界限，毅然去莫斯科。特別是奇*shu網收集整理，她把中國共產黨作為唯一能有效地進行中國革命的力量，並同它站在一起——即使面臨左傾分子的排斥，也不動搖。

回國以後，她自己處境險惡，但她勇敢地去保衛那些勇敢的革命者，領導了中國民權保障大同盟。當有人被殺害、她自己也備受威脅時她毫不退縮。她又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在救國會“七君子”被捕後帶頭髮起要求入獄的聲援活動。

她為了建立和加強國共第二次合作而努力，以使國家免於遭受日本帝國主義的奴役。

她卓有成效地打破國民黨反動派對中共領導的人民軍隊的封鎖（甚至供應傷員的醫療用品也不準透過），併為這支對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作戰最多、戰果最好的人民軍隊，爭取到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援。

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繼續為完成中國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而鬥爭，併成為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

人們都記得，從1914年到1949年，她在無數次逆流中搏擊前進，從不向任何問題和困難低頭，而是積極勇敢地去面對它們。她的生活環境不斷變換——從日本到上海，然後到廣州、武漢、莫斯科和柏林，接著又回到上海，又去香港和重慶，再回到上海，每一個地方都是她進行政治或軍事鬥爭的戰場，直到革命勝利，她來到人民的首都北京。

她對於許多她所熟悉和敬慕的革命同志被反動派所暗殺，感到無比的義憤和悲痛，在這些同志中有廖仲愷、李大釗、鄧演達、楊杏佛。有些同志被捕，她設法把他們從死亡線上搶救出來，使他們得以為革命繼續戰鬥，其中有廖承志和陳賡。

她在中國人和外國人中所進行的統一戰線工作是從不懈怠的、有策略的和廣泛的。她是一個革命者、一個反法西斯戰士、一個主張現代化的人。在個人方面，她謙遜、講民主、節儉、極端誠實。她在原則問題上則堅定不移，工作起來不知疲倦，並且總是先公後私。

她特別關心窮人、勞苦大眾、婦女和兒童——在她看來，正是為了他們才進行革命的。兒童工作在她心目中佔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新中國的成立使她無比歡欣鼓舞，因為這對國家和社會來說都是舊時代的終結、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