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人深知以數州之地對抗一國容不得半點僥倖，當即帶頭貢獻出自己的俸祿，並下發政令，號召濟、單、濮三州和廣濟軍四地百姓捐獻錢糧共赴國難。

此令一出，治下百姓罵聲一片，蘇遲卻不為所動。

其人身為前線帥臣，第一位要考慮的是濟州守不守得住。

若是沒有錢糧提振招募健卒提振士氣而導致濟州失守，使得同軍大舉西進，各地百姓家中存有再多的錢財都與大宋無關。

而遠在臨安城中趙佶身為大宋皇帝，要考慮的問題顯然更多，卻不可能像蘇遲這般“單純”。

備戰肯定是要備戰的，但比備戰更重要的是判定大同究竟在襲慶府之亂中究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只有搞明白了這個問題，才能判斷同軍會不會就此發動攻宋之戰，而大宋還來不來得及勸阻對方等等。

實際上，徐處仁丟掉襲慶府的訊息傳到臨安，教主道君皇帝便立即向大同帝國派出了中書侍郎白時中帶隊的使團。

目的當然不是討要已經落入大同手中的襲慶府，而是感謝對方替大宋控制住了動亂，並承認同軍的實際控制線，以盡力避免兩國之間的大戰。

好訊息是白相公很順利地進入了大同境內，壞訊息是之後便沒有了進一步的訊息。

在此期間，京東西路關於經略副使蘇遲借備戰之名，搜刮民脂民膏以自肥的彈劾卻如雪片般飛到臨安。

大同的態度沒有摸清楚之前，趙佶哪有心思關心一團亂麻的京東西路？

截至目前的各方面情報顯示襲慶府的動亂似乎真的只是意外，至少同軍進入襲慶府後並沒有趁勢追擊潰軍進入濟州。

可大同正乾皇帝用兵手段出神入化，極擅隱真示假，沒有得到確切的訊息之前，誰都不敢鬆口氣。

在大宋君臣的胡亂猜疑中，京東西路再次傳來急奏。

這一次，並不是戰事，卻比戰事更加驚天動地——有人撰文《孔子改制考》。

這篇文章有明顯的“格儒”風格，開篇就指出了儒學先驅周公旦創制“禮樂制度”，本意是周革商命，需要以新的社會制度解決新的社會問題。

數百年後的孔子繼承先賢，修訂《詩》《書》《禮》《易》《樂》《春秋》等“六經”，目的同樣是為了解決禮崩樂壞的春秋亂世社會問題。

由此可見，儒家因時而變的傳統在開創之初就已經奠定。

其後，公羊子、孟子、董子等大賢無不是秉承這一傳統，研究不斷變化的社會現實總結新的理論，以對儒家學說進行豐富和發展。

在這篇文章的結尾，作者總結到儒家從來就不是因循守舊的學術派別，禮樂也不是儒家的真正核心，關注時代發展解決時代問題才是。

並抨擊一些讀死書的腐儒正是因為看不到這一點，才會把聖人的務實創新精神丟到一邊，卻專注於雕章琢句，失去了儒學真義。

自徐澤在大名書院發表《格物問道——學之根本》的演講之後，故作荒誕之說以求顯達於大同新政權的儒生便越來越多。

相應的，鴻學博儒們的駁斥之聲自然也不會小。

而隨著大同帝國一統天下之勢漸成，這樣的言論漸漸壓倒傳統觀點，老儒們除了在爭累了後抱怨一聲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外，也別無他法。

比起數年前的《大同說》，《孔子改制考》表達的觀點還要更加驚世駭俗。

但論文字功底，後者卻是趕《大同說》相差甚遠，其中很多觀點也經不起推敲，很容易駁倒，明顯就是一篇捧正乾皇帝臭腳的狗屁文章。

正常情況下，博學鴻儒們在這類文章上浪費時間都會覺得羞恥。

可《孔子改制考》卻由不得他們不關注，因為該文的署名為孔子第四十八代孫孔端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