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襲慶府淪陷的原因逐漸浮出水面。

主要原因固然是府中文武戰而不備，軍心士氣極低，直接原因卻是仙源縣的突發動亂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至於之後才開進襲慶府的同軍，只是平白撿了漏而已，同宋兩軍實際並沒有交戰，大同應該也沒有料到宋軍會如此“主動”。

證據便是同軍拿下襲慶府後並沒有順勢驅趕潰兵進入濟州，也就是說大同會不會就此發動攻宋之戰尚且兩說。

大宋若是反應過激，不等大同來攻便調動大軍於兩國邊境，會不會授人以柄，給大同送上入侵自己的藉口？

而且，同宋兩國的邊境線過於漫長，大宋又完全陷入戰略被動。

從河東到京東，從淮南到江南，處處都可能是同軍突破的方向。

對軍力孱弱的大宋來說，處處設防便是處處都防不住，沒有摸清同軍真正的目標前，確實不宜盲目調整防務。

過去的幾年裡，同宋兩軍數次爆發大戰，宋軍都是輸在被同軍牽著鼻子來回奔波上，將士們對和同軍進行運動戰已經有了心理陰影。

朝廷此時若倉促調集大軍增援京東西路，未必防得住同軍西進。

而敵軍若是將計就計，在京東西路以部分兵馬牽制朝廷大軍，主力卻由河東路突破京西北路防線直下臨安，朝廷又該如何應對？

戰略被動加上戰力孱弱，結果便是戰術上的無能為力。

大宋君臣商量來商量去，始終無法下定增援濟州的決心。

但濟州北控東平府，南接單、徐兩州，西連濮州與廣濟軍，地理位置極其重要，又不能不增援。

同軍若是拿下濟州，則可以由京東路輕易突破東京開封府和南京應天府東面的防線。

儘管大同從北面由河北路攻入東京開封府更近一些，可畢竟還隔著一條黃河。

哪怕這條河冬日有長達數月的封凍期，實際起不到什麼阻敵作用了。

但對風雨飄搖的大宋來說，重點防住一面總要好過兩面都應敵——

好吧，軍隊打不過對方，一面應敵和兩面皆敵唯一的區別就是逃跑的方向多一個。

左右皆難，教主道君皇帝思來想去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只能下詔京東西路：

知襲慶府事徐處仁守禦無備，坐失國土，落職，放邛州。

襲慶府其餘文武著有司嚴厲懲處。

徐處仁乃是神宗元豐年間進士，三朝元老，資歷很老。

大觀年間，童貫統帥西軍攻夏，應戰爭需要，強平陝西諸路物價。

徐處仁知永興軍，認為童貫此舉會致商賈不通而使得物價反增，極力反對。

由此，其人又積累了較大的聲望。

徐處仁倉惶逃到濟州後，並沒有被動等待朝廷的處置，也曾數次上奏，反映襲慶府的危急形勢和自己的英勇應對。

可惜，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

在蘇知州的功勞面前，徐知府的辯解更加面目可憎。

教主道君皇帝直接下詔將徐處仁落職流放，甚至連申辯的機會都不給其人，以大宋的國情而言，這一處置可謂極其嚴厲。

究其原因，並不僅僅是因為徐處仁坐失國土。

半年前，面對大同赤裸裸的危險，驚慌失措的趙佶拋棄朝廷逃到臨安。

隨後，朝廷雖然順利遷都，但百官在東京的利益卻因為教主道君皇帝不負責任的行動造成了極大損失，逐漸與天子離心。

以趙佶的政治手腕，自不會讓這些臣子真翻了天。

此番對徐處仁的嚴厲處置，既是藉機震懾心懷不軌的臣子，也是為了表明自己堅決抗同的態度，以期挽回人心，鞏固帝位。

當然，僅有懲處震懾人心不夠，還需有獎賞激勵人心。

因平息動亂穩住陣線有功，教主道君皇帝詔：

知濟州事蘇遲加京東西路經略副使，遷濟州兵馬鈐轄範瓊為京東西路兵馬副總管，並授予二人整頓濟、單、濮州及廣濟軍兵馬的重任。

實際是朝廷不撥一兵一糧，任由蘇遲以四州一軍的戰爭潛力對抗同軍。

國難當頭，特事特辦。

天子用人不循常例，眾臣也沒有人眼紅。

以京東西路當前的形勢，這付擔子還真不是一般人能夠挑得起。

權勢富貴再好，也要有命消受才行。

蘇遲不愧為國之干城，明知道這項任務極為艱鉅，也不講任何價錢地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