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的是辦法做表面文章。

結果，王安中腿都跑細了，親自督辦了月餘時間，除了清出幾個被人陷害的地主老財和不會為人的丘八、小吏外，再無所獲。

這樣的結果也就勉強糊弄得過且過的大宋朝廷，可要是就這樣報給大同朝廷，你說正乾皇帝會滿意，還是不滿意？

另一方面，北面同軍的行動卻極其迅速。

太原府之戰後僅僅月餘時間，同軍就逼降府州折氏穩定了後方，轉而陳兵邊境，隨時都能再次發動戰爭拿下整個河東路。

而大宋朝廷直到這個時候還沒能處理好因兵敗而造成的人心浮動，最需要的就是時間整頓內部，這個時候絕對不能再給大同開戰的藉口。

收到河東宣撫使司急報，教主道君皇帝一日之內連下三道聖旨，催促王安中務必要辦好歸來人之事，萬不可給大同出兵大宋的藉口。

天子就差挑明瞭說河東路的安穩直接決定大宋的國運，王宣撫若是完不成朝廷交辦的任務，就是致大宋於萬劫不復之地的歷史罪人。

王安中被逼急了眼，只能揪出幾個之前應對同軍南侵時最積極主動下令屠殺歸來人的文武官員，作為“殘害大同百姓的官員”上奏朝廷。

顯而易見，此舉不僅起不到整治官場風氣的作用，還會寒了忠臣義士之心。

為了大宋江山社稷不惜己身和身後名的臣子卻被自己拼命保全的朝廷出賣，這是何等荒唐的事，以後還有誰敢為這樣的朝廷賣命？

但大宋別無選擇，明知飲鴆止渴，也得先解決了燃眉之急再說。

關鍵時刻，老邁的公相魯國公蔡京站了出來，說出了宰執們的心聲：真要殺人也只能殺武將，絕不能殺文官。

當年神宗皇帝面對的棘手問題，如今再次重演了。

幸好今上手腕遠勝其父，諸宰執的威望和氣節又遠遠比不了蔡確、章惇等人。

天子要是堅持文武都要殺，眾宰執也不敢硬頂。

有頭腦聰明的臣子獻了一條兩全之計：找幾個死囚，砍掉他們的腦袋，用來冒充這些犯事官員的首級交給大同應付差事。

待風聲過去，再將這些官員遷往他處任職。

如此一來，朝廷既不失人心，又能平息大同之怒解燃眉之急。

這條建議倒是得到了教主道君皇帝的認可，可太傅王黼卻提出反對意見：

大同治下頗多大宋的降官，張叔夜、張孝純、王稟、折可求、郭仲恂、賀權等人皆熟悉河東路的情況，以死囚的腦袋替代官員首級絕對瞞不住大同朝廷。

此計一旦被識破，諸位可做好了接受正乾皇帝怒火的準備？

王黼一句話便將眾臣問啞了火，再沒人敢耍小心思。

確定必須殺人才能息兵後，教主道君皇帝只能再派專使入河東路。

很快，相關涉事文官因“自殺”而逃過了刑戮加身，而幾個武臣則被明正典刑。

將這些首級交給大同查驗之後，大宋總算換來了友邦的寬容。

但經歷此事後，河東路文武卻徹底寒了心。

這些人開始對朝廷的詔令陽奉陰違，並爭相私通大同，還自發地將河東路宣撫使王安中給架了起來。

王宣撫也不是瞎子，其人見屬僚看向自己的眼神都不對勁，自知再待下去極有可能會有性命之危，只能接連向朝廷上奏，反映河東路的嚴峻形勢，以求早日脫身。

但大宋還沒有做好再次面對大同的準備，教主道君皇帝不敢這麼早就放棄河東，也實在找不到合適的人選接替王安中，只能就這麼幹耗著。

這一等，便等來大同河東路巡撫使司的公文。

隨公文送達的，還有一份厚達一千多頁的附件，密密麻麻地記載著遺落宋境的歸來人原籍、社會關係、最終去向、相關見證人等資訊。

很明顯，大同這一次有備而來，如果不能給他們滿意的答覆，後果將非常嚴重。

但問題的關鍵是河東路招誘南下的遼人陸陸續續早超過了十萬之巨，除了極少數主家花了錢不願放走的婢女還可以查證外，其餘人根本無從查起。

因為，大宋在這場招徠流民的運動中，從頭至尾就是一筆糊塗賬。

就算最負責任的州縣官員也只登記了進出轄區歸來人的大概數量而已，至於這些人的具體資訊，來自哪裡又去向何處，有沒有人多次入境等等，根本就沒人關心。

而且，就算當初登記了所有歸來人的資訊也沒用。

最初臨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