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是與韓琦並稱於世的三朝元老重臣，有定策英宗、兩盟遼國的特殊功績，早年還與范仲淹、韓琦等人共同主持過慶曆新政。

但其人晚年卻由新轉舊，極力反對神宗皇帝主導的熙豐變法，臨終前都不忘上書神宗皇帝割地於西夏以休兵息民，成了舊黨的旗幟人物之一。

紹聖三年，執政的新黨宰相章惇便以“弼得罪先帝”，蠱惑哲宗皇帝免除了富弼配享神宗廟庭的資格。

趙佶登基並啟用蔡京為相，一直打著繼承其父神宗皇帝遺志以繼續變法的旗幟。

毫無疑問，即便富弼已經過世多年，也仍是教主道君皇帝必須打倒的政治敵人。

現在，天子卻突然下詔錄用富弼的子孫。

很明顯，這並不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而是釋放強烈訊號的政治大事件：

教主道君皇帝要進一步放開黨禁的限制，逐步允許“元祐黨人”參政，大宋將再度回到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美好時代了！

不過，當今天子手腕了得，登基二十餘年來，利用黨爭將朝中臣子換了一批又一批，即便四掌相權的魯國公蔡京也被其人玩弄於股掌之間。

由此，導致大宋臣子們對皇帝心生戒懼。

趙佶要想贏得臣子們的迎合，並最終形成決定人心向背的力量，尚需要更多行動和時間來證明。

教主道君皇帝也非常清楚這一點，這之後便動作不斷。

先是下詔，命各路、州監司和守臣向朝廷舉薦賢才，勿使野有遺賢。

緊接著前往方澤，繼續發揮自己的特殊專長，主持盛大的祭地儀式，召請天地神靈庇佑大宋國運萬載。

三年一度的南郊祭天大典等不到了，只能選在方澤祭地。

此舉不僅僅是為了製造神蹟鼓舞民心，重頭戲在祭地儀式後的封賞。

些許錢財和冷豬頭肉之類的賞賜不算稀罕，稍微混得好點的臣子都不太在意這個，但天子下詔恩蔭官員子弟五百餘人，絕對誠意十足。

一番利益輸送下來，大宋的臣子們終於看到了官家這一次是真的要振作人心，並積極做出了正面回應。

三月十九日，太傅、楚國公王黼率眾臣敬上尊號為繼天興道敷文成武睿明皇帝。

教主道君皇帝雖然以自身功德淺薄為由婉拒了臣子們的好意，但經此事後，朝堂上下明顯和諧了不少

就在東京城中上演君臣同心共度時艱的戲碼時，河東路宣撫使王安中卻不合時宜地送來急奏，驚醒了教主道君皇帝再塑大宋強盛國運的白日夢。

數日前，大同河東路巡撫使司移文大宋河東路宣撫使司，質疑大宋沒有嚴格履行兩國關於歸來人的協議，要求河東路宣撫使司開啟邊境通道，放同軍入境清查。

急奏入京，教主道君皇帝煞費苦心才安定下來的開封人心再度大亂。

大同河東路巡撫使司只是地方機構，沒有外交權力，正常情況下，大宋完全可以對這個無理要求不予理會。

但傻子都知道大同河東路巡撫使張叔夜絕對沒膽子擅啟邊釁，這件事背後只可能是大同朝廷的授意。

至於這樣做的目的？

可能，也許，應該是防止大宋朝廷過度反應，引發兩國全面戰爭吧？

儘管大宋朝廷現下既沒有膽子，更沒有實力與同軍全面對抗，其實更怕大同與本國全面開戰。

但現在顯然不是糾結大同為什麼要這麼做的時候。

以正乾皇帝要麼不出手一出手就必有後手的習慣，大宋此時就不該想這些亂七八糟的問題，而是集中精力應對接下來的危機。

實話說，這一次大宋朝廷真的被冤枉了。

當初，將門主導的太原府救援戰大敗，大宋就立即與大同簽署了割讓汾州以北土地的協議，其中便包含原遼籍歸來人問題的處理。

根據兩國訂立的協議，大宋要公開懲治擅自招誘、殘害大同百姓的官員，相關結果須以國書形式報給大同，並負責找回仍然流落河東路南部各府州的大同百姓。

協議簽署後，教主道君皇帝就以尚書左丞王安中為慶遠軍節度使、河東路宣撫使知隆德府事，全力督導河東路各州府認真履行兩國協議。

王安中很清楚自己這趟差事就是替朝廷背黑鍋，其人走馬上任後，不敢有絲毫懈怠，立即深入州縣，親自督導歸來人之事，不可謂不賣力。

但以趙宋人浮於事的官場惡習和官紳勾結的現實，上面的相公老爺抓得再緊，下面具體辦事的官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