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金、夏、高麗、日本等國的使者齊聚燕京城，向大同天子祝賀正旦新禧時，遠在千里之外的大宋國都東京城中卻是格外冷清。

此時此刻，教主道君皇帝竟然格外懷念他名義上的北朝皇兄——耶律延禧。

若是沒有女直人起兵和隨後的徐澤造反，南北兩朝均勢還能維持的話，至少這個時候宋遼兩國還會互派正旦使。

而西面窮得就要吃土的夏人哪怕才與大宋打完仗，也會覥著臉來說幾句好話拜個年，以求上國的歲賜。

現在，這一切都沒了。

大宋立國後就從未遣使朝貢過的日本就不用說了，高麗、夏國這些大宋傳統的藩屬國也相繼轉投大同與大宋劃清了界限。

而交趾、大理、占城、真臘、于闐等新君即位才來意思一下的小國，更不會無緣無故派使者來賀正旦。

國力日蹙之下，年節時的慶典反而要越隆重，給臣子們的賞賜更不能少。

畢竟，如今的大宋就靠這些東西來粉飾太平，維持大國體面，並竭力維持越來越亂的人心了。

可有些臣子或頭腦不清醒，或沽名釣譽，偏不讓天子省心，一再上書唱反調。

說什麼大宋如今內外交困，當削減無端開支，並降稅輕賦，以聚攏民心，重振河山之類的廢話。

教主道君皇帝已經御極二十餘載，又不是才登基的門外漢，怎麼可能會被這些狗屁不通的鬼話忽悠？

大宋外有強敵內有民亂，國力一日衰過一日，確實到了社稷存亡的危急時刻，必須想辦法解決自身存在的嚴重問題，才能維持國祚長久這點沒錯。

但所有能解決時艱的辦法中，唯有降稅輕賦這一招最不靠譜。

大宋之所以能在遼、夏兩虜的交相侵略下堅持一百多年，靠的不是禁軍有多能打。

而是帝國對內實行高壓重稅的政策，一方面鎮壓民亂，維持了國內的總體穩定；一方面又搜刮了鉅額的稅賦，並以龐大的國力生生拖垮遼、夏這兩個強勁的對手。

如今，在大同的侵略下，大宋的國土不斷縮水，民生也愈發凋敝，可禁軍卻還得不斷擴編，朝廷若是降稅輕賦了，從哪裡拿錢糧來養兵？

沒有龐大的禁軍守禦國土，大宋又靠誰來應對同軍將來南下的壓力？

如果說坐視大同步步蠶食大宋是慢慢等死的話，那主動降稅輕賦並削減對官員的福利待遇和兵卒軍餉就是立即自殺！

當今天子趙佶雖然荒於政務，卻不是瞎子，更不是傻子，其人有自己的判斷力。

都說大宋收的稅重，可大宋的稅再重，也做不到僅靠京東路的稅養活河北路的兵。

但反賊徐澤不僅用京東一路的稅養活了河北路的兵，還擴軍數十萬，北伐滅掉了遼國小朝廷。

這個數字並不是趙佶瞎猜的，大宋樞密院蒐集了很多同軍的情報，並專門研究過大同帝國的兵力總數，得出的結論是，同軍絕對不少於三十萬。

不然的話，徐澤絕不可能北伐成功，更不可能北壓金國、南略大宋、西征夏人、東威高麗，立國後還四面同時擴張。

要知道，在此期間，大同只從大宋手中獲得了部分資助，卻又背上了比河北還要窮鄙的燕雲十餘州，居然還能活得這麼滋潤，連大宋送上門的歲幣都不要。

有大同如此鮮明的對比，居然還有奸臣糊弄朕，說大宋的稅重，真當朕是傻子麼？

其實，趙佶很清楚大宋的問題出在哪裡——人心散了。

年前，慶遠軍節度使、河東路宣撫使知隆德府事王安中向朝廷上了一道密奏，陳述了河東路的危急形勢：

河東邊境的烽燧形同虛設，敵國的商隊、劇團甚至是斥候隨意進入宋境而無人制止；

守邊的禁軍軍卒偷偷以手中軍械換取同軍的宣傳畫報，據說持此物臨陣投降可以優先接受敵人的整編；

河東路的百姓也自發聯村結社，阻止官差下鄉擾民；

朝廷的詔令難出隆德府，河東路宣撫使司政令也出不了各州府的治所縣城……

王安中在密奏中建議朝廷要麼斷尾求生，果斷撤出泥沼般的河東路；

要麼以陝西諸路西軍更戍河東路兵馬，並鐵腕肅清河東官場，重新在河東路建立穩固的防線。

其人獻上的兩條建議乍一看很像那麼回事，其實都是瞎扯淡，一條都不靠譜。

大宋這個時候絕不能輕易放棄河東路，被同軍趕跑都比主動放棄要好。

不然的話，淮南、陝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