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西、京畿等路就會跟著亂，首都開封府也不能再待了，必須馬上遷都。

而更戍河東路與陝西諸路的兵馬也是取禍之道，更別提肅清一路官場這種完全沒有操作性的建議。

大宋開國時，為防止掌兵軍將與地方勾結坐大成勢，並逐步削奪各藩鎮的兵權，太祖皇帝接受了宰相的建議，在禁軍中實行更戍法。

其目的在於“盡削方鎮兵權，只用文吏守土，及將天下營兵，縱橫互動，移換屯駐，不使常在一處”。

除殿前司捧日、天武兩軍外，禁軍其餘各軍“皆番戍諸路，有事即以征討”。

太祖皇帝還規定軍士即使不遠戍他鄉，每月請糧時營在城西的軍士要到城東糧倉支領，營在城東的軍士也要到城西糧倉支領，並不許僱車或人幫助。

這條看起來就很蛋疼的規矩，據說是為了培養軍士們吃苦耐勞的精神。

可此法執行的實際結果，卻是“元戎不知將校之能否，將校不知三軍之勇怯，各不相管轄，以謙謹自任，未聞賞一效用，戮一叛命者”。

還有，隨著禁軍兵額越來越大，軍費開支也一再攀升，朝廷逐漸承擔不起這種頻繁大規模兵員調動產生的鉅額開拔費，只能將軍隊分散各州就食。

宋神宗趙頊即位後，銳意改革王朝積弊，便下詔廢除了早已名存實亡的更戍法。

以如今的形勢，朝廷要是敢逼迫“招西人守西土”的西軍將士更戍河東路，能不能解決河東路已經存在的嚴重問題不知道，陝西諸路肯定會先鬧出大亂子。

很明顯，當官勝於做事的王宣撫就沒想解決河東路的問題，其人這就是在甩鍋，就是不想在河東路繼續待下去了！

但教主道君皇帝還不能因此懲治王安中，甚至還得好言安撫其人。

自朝廷四路大軍大敗於太原府，同軍又逼降並遷走府州折氏後，明眼人都能看出大同在河東路已經站穩了腳跟。

太原府的同軍若想繼續南下，河東兵馬絕對擋不住。

到了這個時候，朝廷要做的不是在河東路這個泥沼中繼續浪費人力物力。

而是儘量維持同宋兩國的和平關係，以爭取更多時間，重新構築多級防禦戰線。

在這種情況下，大宋最缺的不僅有緊迫的時間，還有維持社稷存續的寶貴人心。

至於如何挽回人心？

說複雜也複雜，說簡單也簡單。

從根本上講，就是維持臣子和軍民對大宋的信心。

越缺什麼就越宣揚什麼，對大宋這種屢屢敗於外敵的王朝來說，沒有什麼能比百年頑敵的夏國獻表稱臣更能提振人心了。

還別說，差點讓他們逮著了機會。

半年前，帶族人南遷的折彥質向朝廷上奏了夏軍趁河東大戰入侵豐州一事。

隨後，大同卻全取了府州折氏的“封地”，與大宋重新勘定疆界時，便明確將夏軍侵佔的地盤也劃了過去。

以此推測，同夏兩國應該打過仗，而且夏國戰敗了，被迫退出了河東路。

教主道君皇帝認定夏國得罪了強敵已然走投無路，乃給坐鎮陝西的豫國公童貫下了一道秘旨，要求其人勸夏人派使來宋，商議宋夏兩國聯手遏制大同之事。

彼時，夏國正佔著遼國的土地，還與金、同兩國幹過仗，形勢極度不妙。

儘管退出河東路豐州並向大同賠禮道歉後，正乾皇帝就沒有再窮究小國的責任。

但夏人此舉就是在懸崖上走單繩，一個不慎便是萬劫不復的境地，這個時候確實不能再招惹宋人。

收到童貫的邀請後，夏主李乾順便以賀天寧節為由，派使者前往大宋。

天寧節乃是教主道君皇帝的誕辰十月初十，彼時才是六月份，時間顯然太早。

不過，李乾順只要一個派使大宋的體面藉口而已，教主道君皇帝也不會在這事上計較，因為其人真正的生日並不是十月初十。

而是五月初五，乃是傳說中的“惡日”。

東漢王充所撰《論衡》雲“五月盛陽，子以生，精熾熱烈，厭勝父母，父母不堪，將受其患”。

又云“諱舉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不得舉也”。

同時代的應劭所撰《風俗通義》亦云“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

生於五月初五日的趙佶幼時就曾被送到宮外撫養，以免在宮中妨害父母。

其人登基後，便將自己的生日改為十月十日，並定為“天寧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