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制定了隆重繁瑣的上壽禮儀，希冀藉此祛邪趨吉。

宋夏相爭百餘年，為了勝利無所不用其極，兩國嚴重缺乏政治互信。

夏主李乾順雖然接受了童貫的邀請，卻根本不信宋人會與本國聯手抗同。

退一步講，就算教主道君皇帝真有此意，他也信不過一打大仗就拉垮的宋軍。

因此，其人交給使者的任務是穩住宋人，阻止他們藉機訛詐夏國。

若是大宋朝廷咄咄逼人，開得加碼太高，夏國就投靠大同轉而威脅大宋。

結果證實了李乾順的猜想。

夏使到達東京後，趙佶安排了幾個臣子一番威逼利誘，要求夏國對照之前事遼的規矩，向大宋進誓表納款。

若夏人照辦，大宋則承諾為其從中斡旋，保證同、金兩國不敢欺凌夏國。

可惜，夏使早就得了國主的明確吩咐，堅決不肯接受大宋的外交訛詐，被逼急了就以本國投靠大同攻宋相威脅。

眼見硬的不行，大宋君臣又只能來軟的，對夏使賄以重利，並授其誓詔，夏使卻是腦子一根筋，仍堅辭不敢。

無奈，趙佶又授意館伴使強行將誓詔塞進夏使的行囊中。

夏使也是被宋人這一番無恥至極的操作給整懵了，沒有再推辭。

但辭儀之後，其人返回夏國的途中，又趁著大宋館伴使不注意，將誓詔丟入道旁的溝渠之中。

隨後，此誓詔又陰差陽錯地被一過路的行商發現，輾轉許久後，又並上交給了朝廷，由此鬧出好大的風波，真乃百年罕見的外交醜聞，丟盡了大宋的顏面。

而夏國方面，其國主李乾順也一言成讖，真的投靠了此世最強的大同帝國。

為了報復大宋趁火打劫對本國的羞辱，李乾順抱到正乾皇帝的金大腿後，便再度遣使入宋，約定來年夏軍將與同軍一起來開封府問候聖天子。

至此，大宋踩夏國自抬身價的行動徹底失敗。

教主道君皇帝這一番魔幻操作下來，不僅沒能提振本國人心，還遭到夏國的反嘴威脅，國內人心更加慌亂。

搞不定外敵，就只能轉而搞定內部了。

這方面，教主道君皇帝聽取了老國公蔡京的不少意見。

其人並沒有一味搞大型慶典活動以粉飾天下太平，儘管這一套對大部分底層無知百姓頗為好用。

但對真正掌握話語權的特權階層來說，這種手段就太低階了，他們更在意的是朝廷能否保障他們的利益。

針對這一點，教主道君皇帝其實並不迷糊。

趙佶非常清楚趙氏江山要想長久，就絕不能一味滿足特權階層無止境的利益索求，世間也沒有任何王朝能滿足得了他們。

其人登基以後，全力支援蔡京設黨禁，並改茶鹽稅、行方田均稅法等改革。

最終成效暫且放一邊，初衷當然是為了攬權撈錢好供自己揮霍與享樂，但其中也包含了其人限制巨室富戶權益，以維持國祚長久的想法。

這才是趙佶和蔡京這對昏君奸臣“不得人心”的真正原因。

本來，經過前些年的混亂，天下有識之士已經對教主道君皇帝失望至極。

但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在遼地立國的徐澤卻做得更過分。

此賊不僅不顧百姓死活苛稅重賦竭澤而漁，還戕害世家大戶逼大族分宗遷徙，更毀聖教之學以歪理邪說蠱惑人心分裂聖教。

如此一來，實際也一直嘗試削奪大戶利益的大宋反而更“得人心”了。

在老國公蔡京的分析下，為君多年深得政治鬥爭精髓的趙佶敏銳地意識到了天下人心的微妙變化。

上元節之後，教主道君皇帝召已故鄭國公富弼之孫富直清、直亮、直柔入宮，詢問三人家貫學問後，傳詔有司將其盡皆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