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戈的代、忻等州歸來人自不必說，其餘大部分死在了各地有組織的報復性屠殺中，或者因各種原因失蹤，被當地官員遣送離境的還不到兩成。

初步估計，前前後後死於凍餓、衝突和屠殺，以及其他各種意外失蹤的歸來人至少有五萬人。

實話說，死在河東路的歸來人雖多，但這個資料一點都不嚇人。

在這個時代，在波及數路的大規模災荒戰亂面前，分散在幾十個州縣中的數萬人口死於非命這件事，真算不了啥。

須知道，就在七年前的政和七年，黃河決堤，造成河北路河間府、永靜軍、滄州、清州、霸州、莫州、信安軍等府軍遭受洪水摧殘，百姓死傷無數。

但這次嚴重的大洪災，大宋的史官也只是以“民死者百餘萬”一筆帶過。

而河東路這些失去故國的流民更沒有“人權”，正常情況下，就算死絕了，史官連一筆帶過的筆墨都不會浪費，也沒人真正關心這些消失的人命。

但當標榜“受命於民，即承護民之責，凡肆意欺凌大同百姓者，必承受大同朝廷之怒火，雖遠必誅”的大同帝國介入此事後，就沒人敢再無視這些血淋淋的資料。

大同移交的這份公文附件，足足有二十六卷，共計一千四百八十三頁的，上面密密麻麻記錄的不是已經故去的人名，而是必須償還的血債！

數萬無辜百姓慘死異國他鄉的血債，絕不是大宋隨便殺死幾個中低階文武官員就能糊弄過去的惡性外交事件。

教主道君皇帝收到王安中快馬傳遞的急奏，就知道自己的大麻煩來了。

大同限定了半個月內給出明確答覆，去掉訊息來回耽誤的時間，大宋君臣數次廷議都沒能拿出一個靠譜的辦法。

扯皮了好幾天時間，趙佶和幾個重臣僅僅形成了三點共識：

其一，自徐澤造反後，大宋禁軍接連遭受重創又反覆重建，將士們面對同軍已經有了心理陰影。

太原府救援戰失敗後，懲治將門造成的震盪尚未完全過去。

朝廷此時若要與大同開戰，湊齊指揮作戰的各級將帥都難，還怎麼打？

其二，河東路人心已失，根本守不住，大宋現在就算有雄兵百萬，也不能繼續投入河東這個大泥沼裡；

毫無疑問，放棄河東路就是割肉飼虎，還是喂大同這頭永遠都吃不飽的猛虎。

但敵人的刀都已經架在了脖子上，哪裡還顧得了其他？

割就割了，緩一日是一日，先對付了眼前的危機再說。

其三，大宋還不能遷都，同軍雖然咄咄逼人，但實際上從來就沒有打到東京城下過，歷朝歷代，豈有敵人未圍城而遷都的先例？

若是這種情況下主動遷都，面對得到了河東路的同軍，朝廷憑什麼說服戰鬥力最強的西軍繼續抵抗侵略？

很明顯，第三條就是針對再次提出遷都之議的教主道君皇帝。

即使南陽府防禦體系已經基本建成，可事到臨頭，大部分利益與東京城捆綁在一起的臣子們仍不想就這樣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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