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京東西路燃起戰火之後，大同帝國又出兵進犯大宋京西北路滑州進而威脅開封府，同宋兩國之間的戰爭規模進一步升級。

大戰將起之時，東京城中的禁軍士卒卻還在藉口鬧餉威脅主帥，為避免激化矛盾引發兵變等不可預測的後果，東京留守王黼急招都統制劉延慶回城統軍應戰。

不消王黼親自吩咐，劉延慶回到城中後，就立即出面妥善處理好了禁軍士卒鬧餉的問題。

不管是守，是逃，還是降，大戰來臨之前東京城中的社會秩序都絕對不能亂，這點算是王黼和劉延慶二人唯一的共識。

除此之外，兩人相互防範，再難統一意見。

實際上，經過這次逼戰和鬧餉事件後，王、劉二人已經正式撕破了臉皮。

王黼身為文官帥臣，天然就凌駕於武將之上，又長期居於朝中，與人爭鬥的經驗極為豐富，即便鐵了心要投降大同，也要儘量做得滴水不漏。

其人深知戰亂不比平日，官威不如兵權，乃牢牢掌控京營人馬調動權，以防範劉延慶狗急跳牆發動兵變，並向臨安朝廷上書，彈劾劉延慶縱兵鬧餉圖謀不軌。

而劉延慶也不是一般軍頭，自不會悶聲不吭背下這口黑鍋。

其人也向朝廷上了書，彈劾王黼守禦東京的種種詭異行為。

王黼極為狡詐，行事滑不溜秋，讓人無從抓住其把柄。

劉延慶雖然一直懷疑王黼會投降大同，卻也沒有真憑實據。

而且，大宋武將不受文官帥臣節制，還敢告刁狀，乃是大忌。

但兩人已經撕破臉，就算劉延慶忍辱負重，也別想在王黼這裡討不到半點好，索性就將事情鬧得更大一些，徹底與其劃清界限。

別管有沒有王黼投敵的罪證，先潑了髒水再說。

待日後這廝真的投降了大同，憑藉這份“政治敏感性和堅定性”，就能抵消劉延慶自己棄城逃跑的罪責。

操作得好的話，還能將自己打造成與叛國賊做堅決鬥爭的勇士，並藉此獲得新君的賞識，從而東山再起。

其人還以全力應戰為名搬進了軍營吃住，無事不出營，有事也只以公文來往，堅決不給王黼發難的機會。

大戰將起，東京留守司文武官員不僅不能精誠團結共抗強敵，反而因彼此之間的嚴重不信任而搞起了對立，還向朝廷告起了御狀，將醜事鬧得人盡皆知。

收到王黼、劉延慶二人的上書，剛剛擁立新君的臨安朝廷官員如同嗅到了鮮血的蚊蠅，立即興奮起來，紛紛就此事上書言事。

先是有人就事論事，彈劾劉延慶驕縱跋扈不受節制，必須嚴懲；

又指責王黼馭下無術，連一個軍頭都收拾不了，愧為三師重臣。

此論貌似各打五十大板，看起來客觀公正不偏不倚，實際卻是意有所指，絕不是為了和稀泥息事寧人。

果不其然，很快就有官員接過這個話題，並以話術手段轉移矛盾，將王黼、劉延慶二人帥將不和的問題原因歸咎於東京留守司機構設定不合理。

須知道，遷都臨安是前任皇帝趙佶的提議，設定東京留守司也是道君不顧群臣反對一意孤行的結果。

也就是說，朝臣們針對東京留守司將帥失和之事的討論已經轉變了風向，鬥爭的矛頭不經意間便指向了太上皇趙佶，正是因為其人所用非人才有今日之亂。

在尊尊親親的封建君權時代，君父的尊嚴高於一切，就算知道太上皇實際啥都不是，明面上也絕對不能承認這一點。

除非有臣子發了瘋，不然絕不敢蠱惑天子收拾自家老子。

所以，東京留守司機構設定不合理之論的真實目標並不是趙佶，而是其人的親信。

只有拿掉了這些人，新官家才能徹底坐穩江山，上竄下跳搞事的小臣子們也才能上位分果果。

沒能追隨太上皇南幸的道君寵臣也不是傻子，自然能看透這些人的真實謀算，性命攸關，如何敢放縱朝中這股暗流。

道君寵臣們立即以大敵當前，朝中卻有小人慾要自亂陣腳其心可誅為由進行堅決反擊，力勸天子一定要明辨是非，切勿為奸臣所矇蔽，行敵人快而臣民痛之事。

大宋朝堂的黨爭持續了近百年，利益各方政治鬥爭的經驗都非常豐富。

進攻方眼見有人主動跳出來承接火力，不僅不慌，反而更加來勁。

這些人的奏書開始指向具體的人和事，公開指責奸臣相互勾結，矇蔽聖聽欺壓群臣，才會致天下禍亂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