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宋知明州事郭易簡身在宋營心在同，為了獲取大功績以引起正乾皇帝的關注而在海貿管理上投入了極大精力。

經過近兩年的深入調研，其人終於摸清了當前海貿存在的問題和根源，並向大同朝廷上奏了。

“饒稅”一詞源於司馬遷中的“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郭知州以“饒稅”一詞為自己的海貿稅收改革政策命名，明顯是為了迎合正乾皇帝不加賦稅而增加國用的一慣做法。

在這道奏疏中，其人並沒有全盤否定趙宋王朝在各市舶司施行的抽稅制度，原本民用商船按規定路線進行貿易，規定時限返港，逾時未歸必須繳納罰款等制度均建議保留不變。

在此基礎上，郭易簡建議對按規定時限回港的商船可以給予返稅獎勵。

而且，罰款和獎勵均與逾時或提前返港的時間直接掛鉤，並呈梯次設定。

也就是說，外貿商船返港時間越短獲得的獎勵越豐厚，反之，則罰款的數額也越大。

從表面看，郭易簡提出的海貿“饒稅”改革與原本的市舶司抽稅制度相比變化並不大，但徐澤卻敏銳地意識到這項稅法改革的重大意義。

顯而易見，這項政策改革一旦落到實處，官府從單船單次抽的稅肯定會變少。

但商船出海進行貿易的週期將因此而大幅縮短，最終抽稅總額肯定會激增。

不過，徐澤作為皇帝，眼光卻放得更遠，對他來說，賺錢永遠不是第一位要考慮的問題。

首先，是管理上的進步。

海商出國後於外國之間做轉口貿易利潤極其豐厚，豐厚到讓海商們寧願冒著他國宰割無人主持公道的風險也要長期滯留海外。

這種偷稅行為固然讓冒險的船主和海員們賺得盆滿缽滿，卻嚴重影響了朝廷的海貿稅收，最關鍵的是存在人員失控商盜勾結的風險。

王朝處於上升期還好，有強大的帝國海軍縱橫四海，可以狂虐周邊小國，不用擔心任何人能在本國周邊搞事。

但王朝衰敗後，這些有錢有人還可能在海外有基地的海商就是極大的不安定因素，在利益的驅使下，肯定有人會內外勾結威脅帝國的海疆。

而採取“饒稅”法後，就能有效減少商船故意滯留海外的時間，儘量避免這個問題。

其次，是技術上的發展。

在正乾皇帝的高度重視下，大同帝國投向海船設計上的金錢難以計數，而回報也極其豐厚。

有孟康的主持，之罘造船廠的大匠們接連攻堅克難，大同帝國最新的軍用風帆戰艦的效能已與趙宋水軍徹底拉開了距離，也遠遠領先於徐澤記憶中的“此時”西方世界。

以這種速度發展下去，要不了多久大同帝國就能開啟大航海了，但徐澤顯然不會滿足於以風力和洋流做動力的航海技術。

格物院設計的蒸汽輪機內河船實驗已經成功，陳淳帶領的技術團隊還在逐步攻克蒸汽機應用的其他難關。

在可見的將來，大同的海上巨輪將會擺脫季風和洋流的束縛，穿梭於大洋之間，現行的風帆戰艦技術遲早要退出歷史舞臺。

海軍艦船的技術不斷革新，民用商船也要更新換代。

正乾皇帝從來就沒有敝帚自珍的壞毛病，一直鼓勵軍用非核心技術逐步轉為民用。

因為，能夠擴散併產生收益的技術進步才是真進步。

不然的話，再先進的技術也會因為過於“先進”而失去自我革新的動力，並最終消失在歷史長河中，變為後人吹牛打屁時緬懷我華夏曾領先世界多少年的談資。

只有軍用和民用技術相互比拼又相互促進，才能讓技術革新始終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但事實卻是這幾年大同軍用艦船技術民用化的速度並不快。

最主要的原因是需求不足。

靠洋流和季風航行的遠洋商船大多隻能在固定的時節跑固定的航路，跑完一個往返後就會進入一段時間的休整期。

一直等到下次順風或順流時，才會再次出海進入下一個航期。

連續出港返港的操作近海貿易可用，卻基本不適宜於遠洋貿易。

動輒數月甚至年餘的航程，速度更快能夠早幾日到港的新船，對追求效率的船主們來說確實有一定的吸引力。

但也只是有一定吸引力而已，船主們為了這點吸引力而花費大量金錢更換新船的動力並不足，反正早幾日進港又沒明顯的好處。

郭易簡的“饒稅”改革建議便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