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了這一矛盾，更快的船意味著更少的稅，傻子也知道怎麼算這個賬。

同載貨量情況下，航行更快更穩的船型將會受到海商的熱捧，而行進緩慢的老式商船將會以極快的速度被淘汰。

以此，大量的資金注入，大同民用商船技術將迎來大發展。

然後，民用技術又反推軍用航海技術的發展，讓二者始終處於動態的平衡之中。

而大同朝廷則可以透過稅收槓桿，結合航海技術的革新迭代，不斷縮短海貿線路的規定航行時間，逐步壓榨——

咳——

逐步激勵商船船主把更多的收益投入到海船更新上，讓更多的人“自覺投資”航海技術革新，最終讓華夏變成這個時空的航海技術狂魔。

事實證明，“饒稅”政策改革非常成功，明州市舶司的商稅總額當年就漲了近一半，次年再翻了一番。

還有一點意外之喜：原本為漕運而專門設定的保險社業務也擺脫了一直不溫不火的局面，卻因為“饒稅”改革迎來了大發展。

憑此功績，郭易簡成功簡在帝心，不僅正式進入大同官僚體系，還登上了高位。

但正乾皇帝對明州官場的調整不僅僅是酬功，還有同宋兩國大戰略的考慮。

相繼丟掉河東和河北兩路的緩衝地帶後，直面同軍兵鋒的開封府已經不再適合做首都，趙宋王朝遷都勢在必行。

而之前隆德府兵變引發的澤、懷、孟等州百姓大逃荒也讓徐澤意識到腐朽的趙宋王朝很有可能守不住當前的爛攤子。

為了應對趙宋朝廷突然崩潰導致的混亂局面，大同帝國必須加快對趙宋後方的江南諸路滲透力度。

在之前河東危機引發的兩國議和中，徐澤便加上了趙宋須開放泉州、福州、廣州等貿易港口的條款。

當然，正乾皇帝是個講究吃相的雅人，不會白要趙宋王朝的好處。

作為回饋，大同帝國願意向宋籍海商批次提供最新的民用商船。

不同於追逐利潤的大同海商，缺乏安全感的趙宋君臣早就垂涎大同先進的海船，有這種好事自然不會放棄。

而徐澤的初衷，本就是倒逼國內更換新船不積極的遠洋海商——你們對新式商船的積極性不高，總有積極性高的人。

相比較而言，郭易簡的“饒稅”改革建議顯然更加高明。

不過，徐澤也沒有因此而停止對趙宋航海業的“扶持”。

反正這些產業最終都會是大同的，王者當心懷天下，就不要有這些門戶之見了。

好吧，真實原因是如其讓趙宋自己花錢亂摸索新技術，還不如直接賣船給他們讓大同賺這筆錢，順便摧毀趙宋的造船業。

而且，大同對趙宋的港口控制也不僅僅是經濟和技術上的手段。

隨新任知明州事李石一起南下的，還有一支大同帝國的海軍分艦隊，對外宣稱的任務是護送新任知明州事李石南下，並接老知州郭易簡回京述職再赴新任。

但大同帝國一次性出動大小戰船八十餘艘，顯然不可能只執行這麼簡單的任務。

實際上，隨郭易簡返回塘沽港的戰艦僅有六艘，剩餘的戰艦則全部停泊於昌國縣王英帶人新開闢的軍港之中。

而隨後月餘時間，大同帝國又陸續嚮明州昌國港派來數支小艦隊。

不過，徐澤並沒有因此而組建新的艦隊。

大同帝國全取燕平和遼西走廊後，除了東京道的耀州和辰州兩地，原本大遼帝國的不凍港全部納入大同海軍的掌控之下。

有同金兩國盟約的限制，金國既不敢挑戰大同的海上霸權，也是真的沒有實力和技術發展海軍。

如此一來，大同四大艦隊中編制最龐大的渤海艦隊便失去了用武之地，繼續在渤海保留龐大的艦隊就是極大的浪費。

而隨著大同對日本和高麗事務的深度介入，一再拉偏架的結果就是兩國政治結構產生了嚴重裂痕，內部紛爭不斷。

高麗國主王楷登基時僅十三歲，治國大權由其外公李資謙獨攬。

但李資謙顯然不滿足“專制國命”的地位，還想更進一步，開京的街巷中已經在流傳“十八子將王”的讖語了。

為了達到謀朝篡位的目的，其人一面緊傍大同帝國不斷出賣本國的利益，一面抓緊時間在朝堂內外安插親信。

由此，又導致其國政局更加緊張。

但在同軍的強大壓力下，高麗的內部矛盾目前還捂得很緊，主要表現為統治高層的權力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