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首，今年各地的糧食增產極大可能會超過預期，外糧輸入計劃要不要跟著做出調整？”

問話的是商曹曹首褚青，其人所說的“外糧輸入計劃”實際是同舟社北伐準備計劃中的一環。

徐澤對同舟社發展方向一慣的要求是內外兼修，內在為主，北伐也一樣。

不管是準備階段，還是北伐已經成功，河北路的各項工程都要按照計劃穩步推進。

沒有穩定的河北，就不會有穩定的燕雲，不練好內功打牢基礎，打下再大的江山也只會是空中樓閣。

已經開始的道路、水利、治河等大項工程建設都需要大量人力，更需要錢糧。

同舟社不可能在河北剛剛有點起色的時候，就把絕大部分的糧食用於擴軍備戰和戰後的燕雲百姓救濟上。

因此，徐澤一面主持河北路復興計劃，增強本地造血能力；一面又實施了一個龐大的糧食輸入計劃，繼續為河北補血壯骨。

並不是從京東、海東和遼東等同舟社已經穩定開發的地域向河北輸入糧食，這三地的糧食由官府收上來後暫時囤積，只待北伐開始成功，便直接輸入燕雲。

徐澤制定的計劃是從江南購糧。

沒錯，就是“花錢”購買糧食。

去年，同舟社兵發大名府，直接嚇崩了朝廷的精銳大軍，導致趙宋朝廷失去了制衡徐澤的關鍵力量。

隨後，叛軍兵臨韋城，威逼開封，趙宋朝廷慌亂之下，派出宰相王黼和親王趙楷求和，與同舟社簽定了城下之盟。

談判前，徐澤曾讓前面趕來探口風的張邦昌帶回了幾條談判方向。

其中就包含朝廷要舉全國之力，籌備錢糧布帛等戰備物資，以支援同舟社整編河北駐軍，並選擇合適的時機北伐燕雲。

趙佶當時只想趕緊結束談判送走徐澤這尊瘟神，在王黼和趙楷臨行前，皇帝只在“領土”劃分上設定了紅線。

其人要求開封府與同舟社控制區之間必須有緩衝區，並且雙方隔得越遠越好。

至於錢糧物資什麼的，天子則給了王黼最大的自主權。

只要能讓徐澤離開開封府界，皇帝賣兒賣女都不是問題，些許錢財更不是事。

自身不乾淨又沒骨氣的宰相王黼在被徐澤一頓恐嚇後，當場便吐露了天子的所有談判底線。

徐澤相信以教主道君皇帝的“人品”和“誠意”，說到的事肯定能辦到。

緊扣趙佶事先開出的“底線”進行“談判”，同舟社肯定能從趙宋身上敲詐到難以想象的海量錢糧。

但經過慎重考慮後，徐澤放棄了這個誘人的想法。

並不是其人對錢糧不敢興趣，能順利搶到手的，偏要辛苦種田，而是這些錢糧不能這樣取。

趙宋王朝以往財政狀況尚好時，都無法滿足河北兩路龐大的駐軍正常開支。

現在，帝國持續動盪之下，財政已經頻臨崩潰，要在不削減正常開支的基礎上，再增加大批錢糧保證同舟社擴軍和北伐，壓力會增加很多。

即便徐澤在協議中明確強調朝廷必須與民休憩，停掉禍國殃民的花石綱和艮嶽等大項工程建設，並將“本該”用於這些專案的錢糧改做支援同舟社北伐。

但北伐籌備，以及北伐成功之後的救濟燕雲都需要巨量的錢糧，算上這些仍有一定的缺口。

在其他方面能省下錢糧很有限的情況下，朝廷為了滿足同舟社的獅子大張口，除了再次向百姓加徵賦稅就別無他法了。

至於加稅可能有什麼負面影響，徐澤估計趙宋君臣基本沒有人會去思考，就算想到了，也不會將這問題當回事。

這些年以來，在“豐亨豫大”的政治路線引領下，趙宋朝廷為了滿足天子的藝術追求，建設了諸多超級大工程，花費了無數錢財，使得原本豐盈的國庫頻頻見底。

教主道君皇帝應對財政窘迫很有經驗，最有效手段主要有兩手。

其一，請蔡京出山，推進社會改革，搜刮民間財富。

坦白地講，這些改革政策還真不是全部針對平頭百姓，如改鹽鈔法以及推行方田均稅法等，普通老百姓想利益受損都不夠格。

其二，授意臣子進獻“羨餘”，廣開財源。

楊戩搞出的“公田所”，陳遘“發明”的“經制錢”等等，都是為趙宋財政不計個人名聲的“忠臣”事蹟。

雙管齊下，趙宋帝國才能一直有錢花，也讓治下百姓負擔一日重過一日，致使地方頻頻出現動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