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有關，都是為了解決彼時統治階級認為的主要矛盾，宋、遼兩國混亂的行政機構設定也是一樣。

太過遙遠且實際處於分裂狀態的春秋戰國勿論，只從秦朝一統天下說起。

秦始皇橫掃六國，強力推行郡縣二級行政區制度，結果二世而亡。

漢初吸取教訓，郡縣封國雜處，至漢武帝施行推恩令瓦解封國，把全國劃分十三州作為監察區域，二級行政區制度變成了三級行政區。

彼時的州雖是地方最大的行政區，但各州以刺史為監察長官，州刺史僅秩六百石，卻能監察州級之下秩兩千石的郡太守，是以小馭大，大小相制的手段。

東漢末年，社會矛盾不斷加劇，最終爆發了黃巾起義，大漢的中央卻忙於權力鬥爭，在平定叛亂中出現了不少問題。

宗室劉焉目睹朝綱混亂、王室衰微，起了不臣之心，欲求一地割據。

其人乃向漢靈帝建言:“刺史、太守行賄買官，盤剝百姓，招致眾叛親離。應該挑選那些清廉的朝中要員去擔任地方州郡長官，藉以鎮守安定天下。”

漢靈帝也需藉助地方力量制衡朝堂上的世家，乃同意劉焉之請，下詔恢復了漢成帝時廢置的州牧之設，並提高其地位，居郡守之上，掌一州之軍政大權。

朝廷本就對地方失去掌控力，州牧又位高權重，軍政一手抓，還能闢除幕僚官員，擁有臨機決斷的用兵權，成了實質上的土皇帝。

此令一出，漢末軍閥割據的大幕便就此拉開。

再到魏晉南北朝時期，華夏長期分裂。

各國本就是割據政權，又吸取了漢朝滅亡的歷史教訓，對地方的再割據防範更嚴。

由是，各國不斷拆分州級單位，使得天下之“州”越來越多，州的轄區也就相應越來越小。

南北朝末年，北周和南陳加起來，已經有二百五十三個州，而下一級的郡不過六百九十八個，最基層的縣只有一千五百六十二個。

隋滅陳後，隋文帝看到了三級行政機構設定的不合理，乃罷天下諸郡，讓州直接管縣，等於是把州降級到原來郡同樣的地位。

至隋煬帝時，乾脆就把州全部改名為郡，使之名位相符。

唐沿隋制，並增加了“府”這級特殊行政區劃，但帝國疆域萬里，中央直接管理幾百個府州，事務十分繁雜，非常不方便，也存在著巨大的安全隱患。

中唐之後，朝廷便在各州之上再設定“道”級行政機構，將全國分為十道監察區，變成了道—州—縣三級行政管理體制。

各道的長官是觀察使，觀察使如同漢朝的刺史，實際是御史臺派出考察地方行政的中央官員，並不是正式的地方行政長官。

但到了後來，又因種種原因，觀察使逐漸變成地方實權長官。

再後來發生的事情，便和漢末刺史改州牧後如出一轍——地方大員權力過於集中，尾大不掉，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急劇減弱，國家由此陷入軍閥割據的長期混亂狀態。

宋初，基本因襲唐朝舊制，以“道”為行政區劃，分全國為十三道。

後來，朝廷又略做改革，設定“路”級行政機構，“道”“路”並存數十年。

直至至道三年，宋廷才開始廢“道”改路，定天下為十五路。

再之後，又數次調整，至崇寧四年，趙宋治下的“路”級行政機構終於增加到了二十四路。

算上徐澤沒搭理的燕山府路和雲中府路兩路，趙宋百年來，國土面積只增加了很小一部分，最大的地方行政機構“路”卻在原有基礎上增加了整整一倍。

趙宋朝廷此舉，其實和魏晉南北朝時期不斷拆分“州”級機構的原因基本相同。

盛唐犯了強漢差不多的問題，趙宋也同樣走上了魏晉南北朝類似的道路。

歷史就是在這樣不斷地重新構建中走向前進。

但歷史並不是簡單的重複，大唐的“道”並不完全等同於大漢的“州”，趙宋的“路”一分再分，卻也不是簡單地走前人走過的路。

北宋“路”一級機構的職官有監司和帥司。

監司又包括“漕司”“憲司”“倉司”。

此外，包含重要礦區和港口的路，還會設定提舉坑冶、茶馬、市舶等司。

漕、憲、倉等司都有監察職能，路一級實際也可視為漢時州、唐時道一樣的監察區。

因而，監司號稱“外臺”，具有監察職能，權任頗重。

帥司即安撫司，長官為安撫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