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道理，後人知道，時人當然也知道，大宋的歷代精英們更是明白這一點。

大宋在仁宗趙禎朝，就已經到了“勢官富姓，佔田無限，兼併偽冒，習以成俗”的地步，有識之士都意識到這樣不行，必須改革。

從慶曆新政至今，大宋持續了大半個世紀的變法，就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

但都敗於吏治，得國不正，管理上就始終放不可手腳。

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殺士大夫的朝代，在吏治上能如何振作？

有誰能在組織力本就薄弱的情況下，靠支援自己的力量，整治支援自己的力量？

而解決不了管理上的迴圈，就永遠不可能解決經濟與社會資源的迴圈，這樣的大宋，即便不亡於異族，不亡於人口的迴圈，也會亡於經濟的迴圈。

靠道德約束官員？

此時尚未經歷很多變亂汙染，道德的約束力還是有一些的。

但也只是“有一些”而已，靠道德約束文人，只是一個美好的夢而已。

要不了幾百年，還會生出水太涼、頭皮癢的怪胎。

以酷刑殺戮，剝皮揎草，也永遠都殺不盡天下貪官。

最終要標本兼治，綜合施策。

思想和利益上的問題，只能靠思想和利益上的方法來解決。

但說來容易，做起來卻難，最難改造的，恰是人的思想。

相比之下，灌道德雞湯引導，或以酷刑殺戮震懾，反而要簡單得多。

徐澤不是聖人，更不是神，他也沒狂妄到認為自己能真正改造時人的思想。

其人的優勢在於，他是正處於勃勃生機階段的造反派領袖，根本就不需要刻意去改造部屬的思想。

他只需要把最難吃的思想藥丸裹在利益蜜糖中，餵給願博從龍之功者吃下就行。

這種機會也只有立國之前才能有，真等到天下底定，利益格局基本劃分，再做就更難了。

所以，留給徐澤的時間並不多，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不惜在北海會議上威逼利誘，並在會後拿掉趙遹和王進。

大同社會能實現麼？

徐澤不知道，千年以後的事，能“預料到”的，有一個算一個，全是心懷叵測的神棍。

即便能實現，也不是在同舟社手裡。

先天不足的同舟社承擔不起這麼偉大的歷史使命，徐澤對同舟社的定位即是能完成幾百年的傳承就足矣。

後來事，自有後來人。

但這些，都是不能與人分享的，包括趙遹、王進和宗澤，也包括自己的妻妾。

身處高位，能閱世人無法閱之風景，也必然要承受世人所不能承受之高處寒。

孤獨麼？

寒冷麼？

都是自找的！

當然，徐澤是不會有這些亂七八糟的想法的。

或者說，有這些想法的穿越者，根本就不會選擇這條道路。

所有人的行為，必然能找到相應的動機支撐。

支撐徐澤的，自有一套理論——立澤福萬世之志，破最困難之局，開前人未有之業，其樂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