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海召開的擴大會議上，徐澤並沒有講實話。

大宋的各種問題確實很嚴重，但並沒有嚴重到他講的那麼無解狀態。

比如人口總量上，大宋人口雖然已經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數值，可離這片土地的承載極限尚有一段距離。

且大宋能養活超越歷朝的人口，的確有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有農業技術的發展進步，還有農業重心不斷南移等因素的綜合影響。

但最主要的原因，其實並不是這些，而是比粟、麥等華夏傳統糧種產量更高的占城稻在整個大宋南北得到推廣種植。

就如同後世明、清兩朝人口能超越歷代並不斷增長，最主要的原因，卻不是什麼活民善政，而是得益於來自新大陸的各種良種在境內大力推廣一樣。

原本的歷史線，南渡的趙宋小朝廷僅憑藉半壁江山養了活大幾千萬的人口，也極少發生饑荒，可謂潛力巨大。

等同舟社以後收復燕雲，再重開西域，並開發江南，獲得更多的可耕種土地後，發展潛力就更大了。

徐澤相信，同舟社肯定能在人口增長達到極限之前，尋找到更進一步的解決方案。

但難的是官府想開發偏僻蠻荒之地，不是一道政令就能行的，需要很多主客觀條件綜合作用才行。

永遠不要高估各級官吏的道德操守，朝廷大規模強制移民，造成的危害，比起一場高烈度的戰爭而言，並不會小多少。

而且，華夏人深入骨髓的故土情結，哪怕面對可能餓死的風險，也難捨故土。

更勿論背井離鄉，去疫瘴橫行之地，面對未知的疾疫威脅，並與蠻夷生番爭奪並開發新土地了。

江南花石綱之役禍患如此深，願意出海求生的百姓卻仍是如此少，便是明證。

不過，話術嘛，不適當誇大，如何能增加講話的效果，達到想要達到目的？

大宋其實有機會解決自己的問題，不管是慶曆新政，還是熙豐變法，都有很強的針對性，但最終都不了了之。

甚至，還因此開啟了黨爭，在某種程度上，把國家推入到了更加混亂的局面。

慶曆新政為何要把澄清吏治擺在首位？

確實有很多利國立民的善法的熙豐變法，又為何會以失敗收場？

問題都出在人——吏治上！

不解決官吏隊伍的“思想”問題，再多的偉大設想都只能成為空談。

這些“思想”問題，又有其宿主各自背後的利益所引導。

大宋眾多官員一方面享受著遠超歷朝的高福利，一方面還佔著廣闊的田地，經營著大量的商鋪，如何可能為了趙氏犧牲自己的利益？

不排除有一些官員，會為了國家的富強，而犧牲自己的“合法利益”。

但這些可以為了理想而獻身的人，永遠都是極少數。

至少，徐澤自己就做不到這一點。

即便必須要為理想而獻身，那也必須是他自己的理想，而不是某人強加給他的理想。

人性就是如此，每個時代都有其鮮明的特點，是不可複製，也不能複製的。

原本的歷史線，七百多年後，老大的中華帝國一再敗於蠻夷之手，輝煌數千年的華夏到了亡國滅種的危急關頭，救亡圖存成了時代主旋律。

持續百餘年救亡圖存的歷史大背景，才能誕生眾多為了各自理想而獻身的偉大人物。

不是有了先進理論才救亡圖存，而是在找到先進理論前，就已經救亡圖存了。

無數為理想而獻身的偉大人物經歷了無數失敗之後，才選擇了先進理論武裝的先進組織，實現救亡圖存並走向復興的歷史轉折。

而現在的大宋有什麼？

人人為己的現實！

紙醉金迷的東京！

浮雲盛世的虛幻！

恢復燕雲的迷夢！

人間道國的荒唐！

即便國破之後，再建小朝廷，仍有暖風吹得遊人醉的“臨安”！

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掌握了先進理論的穿越者，就能為所欲為？

做啥春秋大夢呢！

大宋並不是生來就等死的腐朽政權，它也曾努力過，而且一直在努力。

一個健康而強有力的政權，有的是辦法透過稅收、刑罰、獎懲、改革等手段“損有餘而補不足”。

只要社會資源的總量沒有減少，國家完全可以合理利用綜合手段調配資源，以重新維持社會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