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的超越性。超越性是不能沒有的，所以墨子也對，也加十分。

然而這樣一說，問題也就來了。墨子講超越性，你說有道理；孟子講可能性，你說很正確。那我們到底聽誰的？都要聽。因為道德不能不講可能性，也不能不講超越性。只講可能性，不講超越性，就沒有道德；只講超越性，不講可能性，就不是道德。不是道德是什麼呢？弄得好是宗教，弄不好就是偽善。但無論宗教還是偽善，都不是道德。所以，墨子和孟子都有道理，仁愛和兼愛也都對。如果能夠合起來，就更好。因此我的觀點，是理想講兼愛，現實講仁愛，以兼愛導仁愛，以仁愛行兼愛。這或許是個辦法。

不過這已是後話，我們還是回到當時。當時的情況是什麼呢？是墨家主張的兼愛，孟子認為不可能，墨子也承認很困難，必須有解決的辦法。他辦法也有三個：算賬、恐嚇、集權。或者說，利害的計算、鬼神的嚇唬、君主的專政。正是由於這些解決辦法，又造成了儒墨兩家的三大分歧：功利還是仁義，鬼神還是天命，君權還是民權。

先說第一個辦法。

前面說了，按照人之常情，要想做到兼愛，實際上是很困難的。人們不但做不到，也想不通：憑什麼我愛別人和別人的親人，得像愛自己、愛自己的親人一樣？墨子顯然想到了這一點，他的辦法是和大家算賬。墨子說，現在有人反對兼愛，是因為沒弄清楚兼愛有什麼好處（不識其利），以為吃虧了。其實不然。兼愛不但不吃虧，還有紅利。為什麼呢？因為你愛別人，別人也會愛你（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你幫別人，別人也會幫你（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這樣兩全其美的事，怎麼會是吃虧？相反，你恨別人，別人也會恨你（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你害別人，別人也會害你（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這樣害人害己的事，為什麼要去做（《墨子·兼愛中》）？這就是墨子的第一招：利害的計算。

五　三大分歧（3）

這筆賬算得很清楚，很明白，很有道理。不過這樣一來，正如馮友蘭先生所說，兼愛就“成了一種投資，一種為自己的社會保險”（《中國哲學簡史》）。實行兼愛的人不但可以從中獲利，而且很可能還會“一本萬利”。相反，如果不仁不義，則有可能傾家蕩產，賠個精光。因此，仁義不但與功利不相沖突，反倒就是獲得功利的途徑，甚至本身就是功利。墨子的這個觀點，我們無妨稱之為“仁義即功利”。

墨子的這個說法，對於芸芸眾生，或許確有吸引力。但在儒家看來，卻是授人以柄。我估計孟子當時一定在肚子裡冷笑：你這是在講道德呀，還是在講功利呀？你這是在講“義”，還是在講“利”？道德不是要有超越性嗎？最重要的，就是超越功利嘛！只有超越了功利的需求（比如不吃嗟來之食，不受不義之財），才能實現道德的追求。所以，儒家的觀點，是“仁義即仁義”，或者“仁義非功利”。儒家認為，仁義就是仁義，它不可能是功利，也不應該是功利。在孟子那裡，義與利，永遠是針鋒相對、水火不容的。開啟《孟子》一書，幾乎第一句話就是“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在大多數人心目中，義與利，也是尖銳對立、涇渭分明的。比如見義勇為，就是不計利害；見利忘義，就是不講道德。墨子以利說義，豈非搞笑？

但是對不起，這一回我要明確表示贊成墨子。我認為，以利說義，恰恰是墨家比儒家高明的地方，也是墨家比儒家深刻的地方。為什麼呢？因為說到根本，義，就是利。只不過，在墨子那裡，可以稱之為“義”的“利”，不是個人的“小利”，而是全人類、全社會的“大利”，即“天下之利”（《墨子·兼愛下》）。天下之利也是利嘛！更何況，人類為什麼要有道德？難道是為了讓大家都權益盡失？當然不是。說到底，還是為了人類的幸福。所以，以利說義，並沒什麼不對，也沒什麼不妥。

可能有人會說，不對！墨子剛才算賬時，講的可不是什麼“天下之利”，而是“愛人者必見愛也”（《墨子·兼愛下》）。這可是個人私利。沒錯，墨子是這麼說的，但這也沒什麼不對。什麼叫全人類？什麼叫全社會？什麼叫普天之下？人類、社會、天下，都不是什麼空洞的抽象物，而是由一個個活生生的個人組成的。沒有個人，就沒有社會，也沒有天下。因此，沒有個人的“小利”，也不會有什麼全人類的“大利”。如果有人說，一件什麼事情，對全人類是有利的，但對每個人都是不利的，那這個所謂“大利”就一定是謊言。

其實，利，不但是“義之本”，也是“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