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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上有一兄長，下有兩個妹妹。父親特喜歡他。少年時的梁漱溟愛靜中思維，不喜運動。體質較弱，且有少年斫喪身體之不良習慣（手淫），後覺影響健康，痛加改之。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也差，六歲時自己不會穿褲子，因揹帶褲，不會打扣。常晚起。家裡人呼他起床，他卻說：“妹妹不給我穿褲子呀。”一直為家裡人的笑談。“自幼呆笨，幾乎全部小學時期皆不如人。”隨著年齡的增長，知識的豐富，他立志培養自己“自學、自進、自強”的精神。

十四歲時，梁漱溟入順天中學堂，與張申府、湯用彤同學。當時他與班上的廖福申、王毓芬、姚萬里三人最要好。廖少年老成，勉勵大家自學。相互間依年齡稱大哥、二哥、三哥。某日四個人談到興頭上，奔赴酒樓上喝酒吃蟹，以示慶賀。廖福申提議以每個人的短處揀出一個字來，以此呼名警示策勉。於是廖給大家起名：王同學懦弱，婦人氣重，取名為“懦”；姚同學擅體育，起名為“暴”；他自己很勤奮，卻自謙名為“惰”；而給梁漱溟起的是“傲”。梁漱溟覺得很中肯、貼切。梁漱溟當時確實很“傲”，他的作文成績在班上常名列第一。“我的特點總喜歡做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能出奇制勝，有時亦草率失敗。一位王姓的國文先生對他此舉很反感，批語為：“好惡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而後來的一位範先生卻偏偏賞識，以“語不驚人死不休”褒之。

在順天中學堂，梁漱溟特別崇拜年級低於自己的郭人麟：“其思想高於我，其精神足以籠罩我。”梁尊稱他為“郭師”，課餘常去討教，並將他的談話整理裝訂成冊，冠名“郭師語錄”。學友們諷之“梁賢人遇上郭聖人”。梁漱溟回憶說：“我一向狹隘的功利思想為之打破，對哲學始知尊重。”另一個是同班的插班生革命派甄元熙，鼓勵他剪辮子，介紹他入京津同盟會，參加革命活動。

梁漱溟一生篤信佛學，孜孜思索，探求中國問題、人生問題。正是窮於思索和苦悶，他試圖從佛學中找答案。就苦、樂而言，他自覺自己家境尚好，也聰明，父母疼愛，卻常常苦悶不樂，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飯、洗衣、幹雜活，辛苦得很，卻臉上常有笑容，並不覺苦。他苦苦思索，最後悟出“人生的苦樂不在外界（環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觀。其根源在自己的慾望，滿足則樂，不滿足則苦。而這種慾望是無窮盡的。”因此，他就注意觀察一些社會現象，如坐轎子與抬轎子的，走路的和坐車的。不再以為坐轎子的就樂，走路的就苦。他悟出：“坐轎子的正為某個難題（慾望）發愁，步行的卻悠然自得，並未感到苦。”因此覺得對人生苦樂探求與佛學合拍，他就拼命看佛家書。以至十八歲那年拒絕父母為其訂婚，十九歲開始茹素至終生，決意為僧長達九年。

“無我為大，有本無窮。”這是梁漱溟送友人的一副聯語，勉人並自勉。對於生、死，梁漱溟是“任其自然”。

梁漱溟信奉孔子的“仁者不憂”之說，因此他“樂天知命”。抗戰期間，袁鴻壽先生在桂林七星巖宴請他吃素席，飯後在一株小樹下聊天，恰敵機在頭上盤旋下“蛋”，袁鴻壽大驚失色，要避，“萬一‘中頭賞’”何以對天下人！“而梁漱溟則鎮定自若，聊天如常。”“志不可奪。”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北京人都逃出戶外，梁漱溟卻安居不動。在居委會、家屬再三勸告下，最後才有幾個晚上到寓所後門草地上露宿。

趣事（2）

但有時他也“怕”的，怕的不是天，而是人。

1944年梁漱溟在民盟秘書長任上，介紹千家駒入盟，新盟員每人填寫“入盟志願書”並簽名蓋章，志願書填好後，他又叫其當場焚燬，不留蛛絲馬跡。究其原因，民盟當時還是“地下組織”。

梁漱溟面冷，似不苟言笑，但也不乏幽默。1944年在桂林梁漱溟的續絃婚禮上，熱鬧非凡，儀式無法結束，讓大家掃興也不好，梁站起來說，自己喜歡聽京劇《盜御馬》，借劇中人臺詞並做起身告辭狀，說“告辭了——”　（拖長聲），他就藉機揚長而去，眾人隨之退場。

“文革”中，他以十分幽默而帶有不屑的意味向批判者說：“給我貼大字報，自是應有之舉；……責斥我駁斥我，全是理所當然。這種駁斥、責斥與其少不如多，與其輕不如重，如果平淡輕鬆，則不帶勁，那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