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　8

晚年，因年歲已高，苦於絡繹不絕的訪客，為健康計不得不親題“告示”，但不像他人拒人千里，而是有禮、有節，親自書寫“敬告來訪賓客”的字條。上寫：　“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就衰，談話請以一個半小時為限，如有未盡之意，可以改日續談，敬此陳情，唯希見諒，幸甚。一九八六年三月，梁漱溟敬白。”　9有心人從字紙的顏色和筆跡上判斷，那個一個半小時的“半”字，是後來加上去的。真可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誠如趙樸初對梁的評說：“觀之儼然，即之也溫。”

梁漱溟享高壽，有不少人向其討教養生之道。他的回答十分有趣：“少吃多動。”他不煙不酒。酒偶爾為之，那是在迫不得已的場合。他風趣地說：“吃飯是應酬自己，喝酒是應酬人家。”他還認為養生還應包括精神上的自我修養。

友事（1）

“情貴淡，氣貴和。惟淡惟和，乃得其養；苟得其養，無物不長。”這是梁漱溟的座右銘；“勉仁齋”，是梁漱溟的齋名。

由此兩端，可見梁漱溟的品格與操行之一斑。

梁漱溟的百年人生，由於他獨特的身份和社會地位，結交了一大批中外社會名流和賢達，甚而是其他雜色人士。無論對誰，他都通體透明，表裡如一。他說：　“在人格上不輕於懷疑人家，在見識上不過於相信自己。”這是他處事做人的原則；儘管“失言失態，這也並不少見”，甚而既“狂”又“狷”，但絕不乏一個“誠”字。

當年馬歇爾、司徒雷登得見梁漱溟形（光頭）與神（勞形，為國事奔走），稱他為　“中國的甘地”。

40年代，在重慶、桂林辦學期間，他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宗旨，接納不少窮困的學生；他明知有些師生是從事民主和學生運動的，也樂於保護。當學生被捕時，他多方奔走、呼籲，親筆書函甚而挺身交涉，保釋被捕的共產黨員和進步學生。據當事人回憶，當時的勉仁國專一度成為民主運動的“保護傘”、“避難所”。

他的平易近人是有口皆碑的。每遇有人相求，只要他認為在理，從不厭煩勞；覆信不假他人之手，即在垂暮之年，一時無力作復，他都要在未復的函件上註明　“待復”。對八方的不速之客，無論對方年長年幼，位尊位卑，他都竭誠相迎、讓座，客人告辭，送至門外，還鞠躬揖別。“梁漱溟國際學術討論會”開幕式上，他已九十一高齡。發言者大多坐在主席臺上講話，他發言十五分鐘一直站立，主持者三次請他坐下，他謝絕。敬人者恆敬之。

梁漱溟晚年回憶一生說：“我曾哭過兩次，一次在曹州，系由學生不聽話所致；另一次是陳銘樞出賣了李濟深，使李被蔣介石軟禁湯山溫泉一段時間，我覺得太不應該，曾大哭一場。”

特別令人感動的是“一部字典”的往事。

“文革”中，紅衛兵抄家。“一聲令下，把我曾祖父、祖父和父親在清朝三代為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統統堆到院裡付之一炬。”“紅衛兵自搬自燒，還圍著火堆呼口號，我都沒有吭聲。我甚至想到，如真的是這一場不可理解的‘革命’需要，把這些古董玩意燒掉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當紅衛兵們抱出兩本大部頭洋裝書《辭源》和《辭海》時，我出來勸阻了。”求情當然沒有用，“我站在一旁，心中十分難過”，因為那書是跟隨梁漱溟多年的席潮傑的###徐昌玉，為表惜別之情將席生前用的辭書送給他做紀念的，在梁漱溟的心中有特殊的價值。

對於金錢，梁漱溟看得淡而又淡。

20年代在北平，梁漱溟講演《人心與人生》，要收點費，聽者每人一元。這個點子是梁漱溟自己想的。他認為收一點費的目的“是真想讓人來聽，或因花過錢而注意聽，否則不免有人隨便入座並不真有興趣聽”。但他又恐怕有的學生沒錢，說沒有錢者可以寫信給他，他可送上一張聽講券。一個叫唐君毅的學生，“受到一種精神的威脅沒敢去聽”。某天晚上，唐君毅收到梁漱溟託別人帶給他的五元錢。因為梁懷疑唐是沒錢才沒去聽的，當事者唐君毅晚年回憶此事終覺“感愧與並”。

梁漱溟好佈施。經常接濟一些難中的朋友、晚輩。解放初期他每月三百元工資，只留百元左右家用，其餘都濟助一些因冤假錯案而生活無助的友人。他的思維方式很獨特，送的錢不要還，但借他的錢必須要還。一位友人忘記歸還，他竟索債。他的觀點是“可以與，可以不與，與傷惠”。梁提醒已擺脫困境者還借款，目的是給另一些仍在困苦中的友人雪中送炭。

40年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