哄得老太太再三鳴謝。慚愧,真難為楊絳先生,我本是有所圖的小人,故音問不斷,累得她每信必復,這令我深感不安,再三宣告請她無事不必作復。漸漸地,我在致她的信中都附上一筆問候錢先生。她的每每來信也綴上“鍾書附筆問候”。楊絳的字一筆一畫極為工整、清秀,一次意外地我發現信封字跡風格劇變,十分流暢、瀟灑,充滿書卷氣,我斷定為錢鍾書先生所寫。我早耳聞,他們夫婦的書名不少是相互題簽的。夫人寫信,先生書信封,珠聯璧合,不失雅趣,此舉正顯出錢鍾書、楊絳夫婦的鶼鰈之情。
次年,社裡擬出版一套“名人叢書”,在《名人憶往》一卷內收有錢、楊的作品,我請楊絳先生代轉一函給錢先生,委請他為該叢書題簽,以壯聲威。孰料,錢先生覆信雲:“十分慚愧我承你品定為‘名人’,那證明我主觀上雖不想‘欺世’,而客觀上已經‘盜名’了。”他又以他的書法很糟和右拇指患腱鞘炎掣痛不能握管謝絕,還求我“諒宥”。信寫得極其溫和,誠摯感人,活脫脫的一個慈眉善目的老爺爺形象,明明是拒絕了你,也沒讓你覺著絲毫的不舒服。
走近錢鍾書,出師不利,抬腿邁出第一步,老人家便下口令“立定”了。此舉,以失敗告終,但我不想“向後轉”。
是時,錢鍾書熱正在全國醞釀中逐漸形成。《錢鍾書研究》已出第二輯,花城版《錢鍾書論學文選》已問世,《圍城》正一印再印,傳媒說要拍電視劇。文藝界一切向“錢”看,成了熱點。鑑於此,我向社裡提出出版《錢鍾書全集》,選題順利透過,我自詡有與文學前輩“玩得轉”的經驗(嘴甜、手勤、腿勤,外加臉皮厚),請纓上錢府攻關;顯然是夾著私心,要走近錢鍾書。第一次拜見老先生,又請他授權出書總不能光著手。塞紅包?老先生早有“我姓了一輩子錢,還迷信錢嗎”的名言,出版社亦不作興這個,厚禮也不免俗氣。他不是叫“鍾書”嘛,送書吧。適逢那時江蘇古籍出版社剛剛出版《清詩紀事》,二十卷,亦算家鄉的“土特產”,講得出口,拿得出手,再合適不過的。一套《清詩紀事》,一堆龐然大物,我一個人折騰不了,邀同仁田迎春君偕行,興沖沖進京。為了能與錢先生對話,遮淺薄之醜,我臨時抱佛腳,翻錢氏家譜,讀《錢鍾書研究》等有關文字,忙得不亦樂乎。早聞錢先生杜門謝客,錢門由楊絳老太太一人當關,萬夫莫開。我們決定不打電話,直闖三里河。不知是為表虔誠,還是為出版社省錢,那天沒有打的,那一包十多公斤的《清詩紀事》,真把我們折騰得夠嗆,三步一歇,五步一停,時值隆冬,兩人還是忙得大汗淋漓。同仁田君打趣地說我們這是往麥加朝聖。我說我們是董存瑞,這包“炸藥”還怕攻不下錢老先生的堡壘?當我們氣喘吁吁地扛著這包書爬上錢寓樓梯時,我興奮地想到下次來時扛的是《錢鍾書全集》,那一定輕鬆愉悅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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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錢鍾書(2)
按響門鈴,開門的是清秀、小巧、溫文爾雅的楊絳先生,花白的頭髮,戴著細邊眼鏡,驚詫地打量著我們這兩位不速之客。我先行一躬,致歉打擾,再自報家門。“哦”,楊絳一聽笑臉相迎。讓座、奉茶,說室內暖氣足,建議我們脫大衣以防感冒。我伺機打量一下錢宅,偌大客廳,空屋不見人,錢先生一定是聽到電鈴聲嚇跑了。室內窗明几淨,廳內只有一幅中堂,案几上陳著筆硯。好像只有兩隻書櫃,並非坐擁書城(他們夫婦是功夫在書外)。兩隻單人沙發,樸素、簡潔得一如主人清淡、典雅的風格。我看得出楊絳先生看我們“炸藥包”時的惶恐和不安。我也覺得挺尷尬,一種難言的送禮人比收禮人更難受的尷尬。我忙說這次進京組稿,社領導讓我們順道看望一下兩位先生,捎上家鄉剛剛出版的《清詩紀事》,供先生披覽、消閒。楊絳聽著,淡淡一笑,指指書櫥:“有了,有了。”惱人的是早有人捷足先登。圖窮匕首見,客套一番之後,我便開始遊說,真像解放軍連隊的政治指導員,提出我社擬出版《錢鍾書全集》的構想,從意義講到操作細則。楊絳先生微笑著安詳地傾聽我的一番勸說後,她誠懇地表示謝意又委婉地表明“此事不妥”,大概為給我們臺階下,她說要聽錢鍾書本人意見再說。
在京組稿呆了數日,當我回到出版社上班時,錢先生的信已靜靜地躺在案頭。為求真起見,斗膽侵權照錄:昌華先生編席:
不才兩月以來,身心交憊,遵醫囑,終日偃臥,大駕來失迎,歉憾之至!《清詩紀事》頗多采及拙著,故蘇州大學主編者曾以全部相贈;復蒙惠賜,雖“好物不嫌多”,然“與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