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限，憑藉他們的軍事技術水平是無法突破的。於是，當軍事和官僚機構急速發展，給生產力造成過大壓力時，必然會出現報酬遞減的情況。如上所述，當時開始了惡性迴圈，尤其在漢王朝和羅馬帝國衰亡之際，這種情況更有證可查。捐稅提高，貧困增加，激起了城鄉的暴動，從而招致蠻族入侵。最終，不是內部起義成功，就是外來侵略得逞，或兩者兼備。因而形成了近代史前帝國曆史週而復始的性質。一位歷史學家分析了羅馬帝國衰落的原因，最後著重強調了它的技術落後。他說：

不應忘記，羅馬帝國技術上比中世紀更為落後。農業上，它通常採用一種耕種和休閒交替的雙田制，潛在的最肥沃的土地很少得到利用。這時，馬軛還沒有發明，只得用牛耕地推車；水磨雖已出現，但似乎為數很少，一般用手推磨，靠牲畜和人力碾磨穀物。然而，技術如此落後的農業，卻要擔負起一個比中世紀任何國家都要龐大得多的野心勃勃的上層建築。中世紀，沒有一個王國家羅馬帝國那樣，既要供養一支專業常備軍和拿薪水的官僚階層，又要負擔土地貴族和教會的開支。

歷史清楚地表明，只有發展技術，為帝國大廈提供必要的經濟基礎，才能打破這種惡性迴圈。但技術已瀕於崩潰，其根本原因是，各地統治集團只知道剝削現有的財富，不知道開發新的生產力，創造更多的財富。就建造金字塔、塔廟、天主教堂和宮殿所消耗的大批人力、物力而言，顯然可見，統治者從農民身上榨取了大量的剩餘價值。但是，技術革命除需有力的組織和高壓統治外，還需要某種更為重要的東西，而所有農業文明都未能得到這一重要的東西，這就是它們之所以停留在農業階段的原因。

奴隸制的普遍存在，是造成技術停滯不前的原因之一。使用奴隸從事勞動，一般比設計、製造新機器簡單，成本也更低廉，因此，那時發明家製造某些新裝置，通常不是為了節省勞力，而是為了娛樂，或為了便利宗教儀式。公元1世紀，希羅用他掌握的有關蒸汽動力的知識，建造了一種能開啟聖堂大門的裝置。同一世紀，羅馬皇帝韋斯巴薌禁止使用一種廉價的可豎石柱的機械，並說：‘為百姓們提供食物吧！”儘管盛情可嘉，但實際上，正是這種觀點使古典時期帝國的城市變成了鄉村的寄生蟲，而不是產業中心。

另外，奴隸制對勞動持否定態度，也阻止了技術的發展。勞動既然是奴隸的事情，自由民便以此為辱。即使在奴隸制不很盛行的文明地區，這種輕視勞動的觀念依然存在。在中國，人們熱中於蓄長指甲就是例證。社會階層等級分明，自然導致上層階級輕視勞動，鄙視勞動者，而奴隸制只不過進一步加強了這種觀念。正如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學》中所述的那樣：“在治理得最好的城邦中……市民們既不從事手工業，也不經商，因為這種生活缺乏高貴的色彩，與美好的名聲背道而馳。”公元65年，羅馬哲學家塞內加在給盧齊利烏斯的一封信中，對體力勞動表示了同樣的輕蔑，認為，體力勞動者應當“俯首垂目，畢恭畢敬”，他寫道：

眾所周知，有些東西僅僅出現在我們的記憶中。如玻璃窗的使用，它能讓克發的陽光透過一塊透明的玻璃照進房間；浴池下層結構及其嵌在牆上的管道，能發出熱量，便池內上下水溫相等。……還有速記，它能記下最快的演講，手舌並駕齊驅。但所有這些都是最卑賤的奴隸發明的。哲學則處於更高的地位，她並不訓練人的手，而是精神的導師。……是的，我說，她決不是一個僅僅為生產日常必需品而製造工具的工區。

正是這種哲學家與工匠相分離，阻止了歐亞大陸諸文明的技術發展，也正是哲學家的有條理的思維與工匠的實踐經驗及傳統知識這兩者間的相互影響，使得西方在近代完成了偉大的科學和工業革命，從而為人類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但由於明顯的社會分裂，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觀念，這種相互影響在諸古典文明中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高雅的知識分子沒有興趣，下層工匠缺乏動力。

這種技術上的停滯狀態，說明了近代以前幾千年中，歐亞大陸帝國曆史週而復始的原因。各帝國的興亡，情勢基本相同。沒有一個帝國能加以突破，以達到一個新的發展水平。因而，由此形成的反覆迴圈與充滿活力的現代化工業社會通然不同。W·W·羅斯托在以下商段話中描寫了在英國以工業革命開始劃時代的、開拓性的“起飛”以前農業文明所具有的共同特徵：

……技術上的種種限制規定了農業文明無法突破的最高限度。這些文明並不缺乏發明、革新和某些較高的生產率，但它們對所處的自然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