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霸權是行不通的；科學和工業革命賦予西方不僅控制歐亞大陸，而且控制全球的能力和動力。由於歐亞大陸各文明地區農業基礎相同，因此，誰也沒有佔絕對優勢的能力和組織來戰勝各地所形成的地區自尊心和自我意識。看看中國佛教高僧玄奘的情況，便知這一點是何等強烈。玄奘在629年到645年的十幾年中，參觀了印度許多佛寺，然後，他決定回國。

那爛陀（佛寺）的僧侶們聽說他要走，都懇求他留下，說道：“印度是佛陀降生之地，佛雖離開塵世，但卻留下許多遺蹟。我們依次朝覲，崇拜他，讚美他，有什麼比這更令人幸福的呢？你既千里迢迢而來，又為何要走呢？況且，中國是個…微不足道的蠻族的國家；他們鄙視宗教和（佛教）信仰，這就是佛陀為何不降生那裡的原因。那裡的人們思想狹隘，秉性極為粗暴，聖賢之人都不去；那裡的氣候寒冷，國土崎嶇，你應三思。”

法師（中國僧人）答道：“佛祖既然創立了教義，就應傳播於天下，豈能獨自享有，而忘卻那些無知的人呢？此外，在我的國家裡，法官享有尊嚴，法律處處受到尊重；君主賢明，臣民忠誠；父母慈愛，子女孝順；人道和正義被推崇備至，年高望重之人受到尊敬；而且他們知識淵博，其智慧不亞於神明；他們以天堂為楷模，知道如何計算天體七星的運動；他們發明了各種器具，確定了一年四季……你們怎能說佛祖未去我的國家，是因為它無足輕重呢？”

這件事清楚地說明各古典文明保持到近代的原因。只是由於西方的分裂擴張主義，古典時期的哲學、宗教和社會制度才開始在歐亞大陸各地區衰退。即便如此，這些宗教、哲學和社會制度今天仍富有極大的生命力，羅馬法律和羅馬天主教會在西方、印度教及種娃制度在印度延續不斷的生命力，恰好說明了這一點。

二、衰落的根源

諸古典文明之所以能保持其同一性，是因為它們都是農業文明。或換句話說，幾千年來，它們始終處於生產技術停滯不前的狀態之中。約翰·梅納特·凱因斯察覺並著重強調了這一停滯狀態：

史前至近代初期，使本上缺乏重要發明的情況是很引人注目的。近代史開始時，世界擁有的每一項重大成就，已為歷史發端期的人們所知曉。……史前一定有某個時期……與我們今天所生活的時代一樣，技術進步，發明眾多。而人類進入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較長一段時期內，這種盛況卻不復存在。

凱因斯這一論點是完全有道理的。事實上，文明之前的新石器時代，技術已明顯成熟。正是在這一時代，人們發明了帶輪子的車，帆船和犁，發現了冶金化學工藝，計算出準確的陽曆，學會了怎樣使用畜力和利用風力。城市革命後，這一急速發展隨即受阻。以後幾千年中，只有三大發明具有重大意義，能與早期的發明相媲美，它們是：鐵、字母和鑄幣。意味深長的是，這三者都不是發明於尼羅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這些古老的文明中心，而是發明於束縛較少的邊緣地區，即：高加索山脈的邊沿地區和愛琴海沿岸的商業城市。

除這三大發明外，這一時期的進步都以早期發現為基礎，只不過是進一步提高原有技術，或擴大其應用範圍而已。儘管這些不大的改進能產生極大的效益，但在許多情況下仍被人們所忽略。例如：上古時期用於套牛的挽具，當時被用來套馬，這樣，馬在拉重物時容易窒息，結果至少浪費了馬匹三分之二的力氣。直到中世紀，一種合理、實用的挽具才被髮明。在此之前，馬匹僅用於運載較輕的貨物，而沉重的貨物則靠人拖運。在描繪建造金字塔和塔廟的古代雕刻品中，成千上萬的人搬運石頭的場最便可證明這一點。再如，公元前1世紀，在小亞細亞和中國出現了水磨。這一發明對長時間從事碾米勞動的婦女和奴隸來說，可能是一個大大節省勞力的裝置。可是，直到4世紀，羅馬才建造水磨，即使那時，也較為罕見。

意味深長的是，唯有戰爭提供的動力，能稍微抵消這一普遍存在的技術上的蕭條狀態。希臘人發明了精巧的帶有棘輪裝置的石弩，靠滑車驅動的輪式攻城車合，以及所謂的“希臘火”（公元8世紀），即一種能有效地燒燬敵船和攻城機械的汽油燃燒劑。但這些發明顯然不能創造財富，不能解決文明古代的基本經濟問題。

既然新發明沒有提高勞動生產率，那麼，只有靠開墾荒地，或靠征服和剝削增加財富。但未開墾的土地畢竟有限；富饒遼闊的地中海盆地，由於日益嚴重的大面積土壤侵蝕，已不再是主要的產糧地。同樣，帝國也不可能無限擴大，因為有些嚴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