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黨校校長。

這年十一月，當江青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學員已多達四、五百人。

據當時的校長李維漢回憶：

“學員不再按原工作性質編班，也不再分高階班和初級班，而是按他們的來源和文化程度高低編班，共編了十五班：一、二、三班主要是紅四方面軍幹部；四班是陝北幹部；五、六班主要是老幹部、高階幹部（也有少數新幹部）；七班是少數民族班，先學漢語，再學馬列主義理論，學習期限最長；八班是抗大四大隊轉來的黨員；九、十、十一班主要是白區學運幹部和一些失掉黨的組織關係的幹部；十二、十三班是從國民黨監獄中釋放出來的幹部；十四班是工農、文化水平較低的幹部；十五班我已記不清了。”

“課程比瑞金和初到陝北時期完整了，設有哲學、政治經濟學、馬列主義（主要講聯共黨史）、黨的建設、中國革命問題和游擊戰爭，並設有各個相應的研究室。黨中央也在這裡設了一個‘黨與群眾工作研究室’，主任柯慶施，工作人員有王任重、王鶴壽、姜旭、李華生等。”①

①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江青被編在第十二班，亦即“從國民黨監獄中釋放出來的幹部”。

中共中央黨校設有俱樂部，開展文娛活動。江青到了黨校，很快成了活躍分子。俱樂部的主任是李劍白。當時，男“歌星”要算工任重，他唱《大刀進行曲》博得一陣陣喝彩；女“歌星”則是跟江青同班的許明，她唱《松花江上》，催人淚下，由此得了個綽號叫“松花江上”。

生活是艱難的。主糧是小米，很少能吃到米飯、白麵。來了外國記者，招待吃飯，也只添幾個煮雞蛋罷了。學員們用的都是鉛筆，難得一、兩個人能用上自來水筆。

據郭潛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六日在臺北迴憶：

“江青的知識水準和政治水準都很低。內人曾在黨校教過江青。關於江青，她曾經說過：‘江青在黨的會議上簡直不敢發言。理解淺陋，不能發言。偶爾發言，一開口就說：’我不大明白，請諸位指教。‘惹人嗤笑。當時的女黨員，都看不起她。當時的女黨員很多是長征參加者，學歷高深者，黨歷或活動時期長久者，她們都看不起江青。’”

“他鄉遇故知”——康生

就在江青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不久，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延安上空忽地響起了飛機的轟鳴聲。那時的延安，除了蔣介石飛機前來轟炸之外，難得聽見飛機的引擎聲。

那是一架蘇式的運輸機，徐徐降落在山腳下簡陋的機場上。中共中央的負責人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在那裡迎候。

這架飛機是遠從莫斯科飛來的，途中曾在迪化（烏魯木齊）、蘭州降落、加油。飛機是由蘇聯駕駛員駕駛的。

從飛機上下來三位要員，即王明、康生和陳雲。

王明離開中國已經六年了。他是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和妻子孟慶樹一起從上海坐船赴蘇，十一月七日到達莫斯科，在那裡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

康生比王明稍晚離開中國，到莫斯科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

陳雲則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之後，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工作。此時，和王明、康生同機回國。

康生的突然出現，使陷於孤寂之中的江青，在中共高層找到了“靠山”。

江青和康生，在“文革”中一個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一個是“顧問”，一搭一檔，幹盡壞事。由此，人們追溯江、康之間的關係史，追到延安時期是恰如其分的。也有人追溯到山東諸城，似乎早年便有“勾結”，那就顯得牽強、過分了：如前文所述，江青和康生都是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幫傭，兩家相距不遠，而且康生當過江青的母校——諸城高等小學校長。

不過，江、康那時未必相識。因為康生生於一八九八年，比江青年長十六歲。康生當諸城高等小學校長時二十歲，即一九一八年，那時江青不過四歲。康生在一九二四年夏離開諸城，那時康生二十六歲，而江青只有十歲。即便相識，也說不上有什麼交情……

康生在十七歲那年（一九一九年）在諸城和膠縣陳家莊大戶陳玉幀之女陳宣結婚，生一子一女。後來到上海，結識有夫之婦曹軼歐。康和曹，一個拋棄了前妻，一個拋棄了前夫，結合在一起。

當江青從山東來到上海時，康生早已在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