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徐明的信，兩個徐明都嚷嚷著要看信。為了區別於那個“男徐明”，王觀瀾給妻子的名字加了一個字——“清”。王觀瀾說：“明清，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又明又清，多好！”從此，她的名字就叫徐明清。

徐明清對筆者說：“現在，有的書上說我和江青一起改名，混入延安。那是胡扯！我是組織上調我去延安的。我到中央組織部報到時，介紹信上寫的名字也是徐明。我的改名，中央黨校的同志們都知道的——因為兩個徐明在黨校曾傳為笑談。……”

徐明清在中央黨校學習期滿後，分配到中共中央組織部，擔任婦女科副科長，科長為長征女幹部張竟秋。後來又擔任中央婦委委員和陝甘寧邊區婦聯主任。

進延安之後，江青到中央組織部招待所找過徐明清。她們之間，仍叫慣了“一冰”、“李鶴”。

據徐明清告訴筆者，江青初到延安，領導上為了考驗她，曾派她到農村做調查工作。那時，陝北農村中流傳著順口溜：“陝北好地方，小米熬稀湯，臭蟲稱大王……”這順口溜形象地勾畫出當時陝北農村生活的艱苦。來自大上海的江青，在陝北農村的表現還算可以。

為了審查江青的歷史，組織上曾找徐明清了解。徐明清當時為江青寫了一份證明材料，這份材料迄今仍儲存在中央有關部門。徐明清就自己在上海、臨海、西安跟江青的接觸，如實寫了江青的情況。誠如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一份檔案中涉及徐明清同志歷史問題時所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經中央組織部稽核，徐明清同志在延安寫的證明材料，並未證明江青一九三三年在上海有黨的關係，是實事求是的。”

這就是說，徐明清只能證明江青在上海、臨海、西安的經歷，只能證明她曾參加中共領導下的一些進步活動，只能證明她加入過共青團，但無法證明她是中共黨員——因為如果確實她是中共黨員的話，那何必在“晨更工學團”發展加入團呢？只有先入團、後入黨的，哪有入了黨再入團的？

徐明清無法為江青恢復黨籍提供證明，這使江青十分沮喪。

據郭潛回憶，“黃敬於十月來到延安，找到了證人”。黃敬作為江青入黨的介紹人來證明江青確實曾經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加入中共，是最權威的證人，況且那時的黃敬已是中共高階幹部。

不過，黃敬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到達山西太原，向周恩來、劉少奇、彭真彙報工作，十一月進入山西五臺縣（太原東北部）。在他去太原和去五臺之間，是否曾去過一趟延安，不得而知。如果去過延安的話，則正好是十月。

據徐明清回憶，江青進入延安之後，曾在關於自己入黨經過的材料上，寫明介紹人是黃敬。組織部門於是透過地下交通，去函向黃敬瞭解，黃敬寫了證明材料，證明江青是由他介紹入黨。

比較郭潛和徐明清的回憶，似乎徐明清的回憶更可信些。不過，他們的回憶都一致表明，是由黃敬證實江青的中共黨員身份的。

徐明清還說，由於組織上向黃敬調查江青入黨問題，他得知江青進入延安，曾給江青寫過一封信。

不過，這時的黃敬，已和範瑾相愛。範瑾，浙江紹興人，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是一位能幹的女記者。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納、跟章泯同居，鬧得滿城風雨，使黃敬的心冷了，於是另擇伴侶。

至於郭潛所說的江青“在此期間，好像巴結了同鄉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九、十兩月，因為那時康生不在延安。

經過兩個來月的審查，江青的黨籍問題由於黃敬的證明終於得以解決。這樣，她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進入了中共中央黨校學習。

成為中共中央黨校第十二班學員

江青離開了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搬到了東郊橋兒溝。那裡一座法國神甫建造的天主堂，如今成了中共中央黨校的所在地。中共黨校的學員，一律都是中共黨員。進入黨校學習，意味著江青的中共黨員身份得到了正式的認可。

中共中央黨校最初叫“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為紀念馬克思逝世（三月十四日）五十週年，在紅都瑞金成立。

首任校長是任粥時，副校長楊尚昆。不久，由張聞天任校長，董必武為副校長。到達陝北時，中共中央黨校最初以延安北面、瓦窯堡附近的安定鎮第二小學為校址，董必武為校長。

一九三七年一月，中共中央遷入延安。二月，中共中央黨校遷入延安橋兒溝天主堂。五月，羅邁（李維漢）接替董必武，出任中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