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情卻是那麼的湊巧：當江青從上海進入延安三個月之際，康生從莫斯科飛來延安。江青正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而康生恰恰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黨校，接替李維漢，出任校長！

李維漢這麼回憶：

“我離開中央黨校後，即由康生接任校長。一天夜裡，他把我找去，說：‘你應該辦移交！’我說：我不知道是你來作校長，因期限已到先走了。要交現在就可以交，印章和檔案在校長秘書羅青長手裡，教務處是王學文管的，管財務的有五人小組，每月開支由小組審查簽字，有問題再找我。康生沒有糾纏，說：‘不必另辦移交了，你可以回去了！’我就回來了。這就是我在中央黨校最後的工作。以後聽說，康生一進學校就宣佈羅邁（引者注：即李維漢）是‘半托洛茨基分子’，不能當黨校校長。”

一個是中央黨校的校長，一個是黨校的學員，這時“同鄉之誼”起作用了，兩人大有“他鄉遇故知”的感觸。江青正在中共高層尋找“靠山”，康生也就成了她的“靠山”。

第八章　趁虛而入

初識毛澤東

關於江青如何結識毛澤東，曾有著各式各樣的傳說。

傳說之一，是江青來到延安的第二天，便隨著徐明清和王觀瀾去見毛澤東。

這一傳說顯然與事實不符，因為徐明清不是跟江青一起進入延安，而是在江青進入延安後一個來月才到那裡，不可能在“江青來到延安的第二天”帶她去見毛澤東。

另外，筆者在採訪徐明清時，她說她沒有帶江青去見過毛澤東。雖說王觀瀾跟毛澤東頗熟，去見毛澤東時不可能隨便帶一個陌生人同去。

傳說之二，是上海《文匯報》前總編徐鑄成的《蕭桂英進宮》一文：①

①一九八○年十月十五日香港《大公報》。

我有一位朋友，是中共的老黨員，抗戰初期就在陝北打游擊。他說，他在延安住過的那段時間，曾有幸看過那位過氣影星的京戲，演的是《打漁殺家》裡的蕭桂英。演蕭恩的是解放後主持戲改工作的阿甲（十年動亂中大受批鬥，可能這也是“罪狀”之一）。據說這兩個。旗鼓相當，演得都很出色，桂英的相，尤為秀麗。

據說，也就在這個時候，也就是這出戏，她跳進龍門，受了特達之知。據說“明皇”那天也去參加晚會，看了這出戏大為激賞，很鼓了幾記巴掌，這就使臺上的桂英大為感動，大受鼓舞。她靈機一動，第二天即去找那位‘李芝英’，說是自己對文藝問題，有些心得，想當面求教於“導師”：“李蓮英”也看到這是他討好國寵的好機會，三方心裡相投，一拍即合。從此，就‘一朝進入深宮（其實是窯洞）裡……’。

徐鑄成所說的“過氣影星”，就是江青。“李蓮英”，則指康生。

跟江青同臺演出的阿甲，本名符律衡，江蘇武進縣埠頭鎮人氏。他自幼酷愛京劇，亦喜繪畫、書法。教過書，做過工，當過編輯。一九三八年初，從山西臨汾進入延安。先在魯迅藝術學院美術系學習，不久，擔任魯迅藝術學院評劇研究團團長，和江青同臺演《打漁殺家》。據云，演出時康生為江青敲邊鼓。

類似的傳說，說毛澤東在“陳紹禹從莫斯科回到延安的歡迎晚會”上，看了江青主演的話劇《被糟踏了的人》。

陳紹禹即王明，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飛回延安的，歡迎晚會當然也就在此後數日。然而，話劇《被糟踏了的人》是由崔鬼編導的，他在一九三八年春才進入延安，不大可能在歡迎王明的晚會上演出《被糟踏了的人》。

崔鬼也是山東諸城人，江青的同鄉，而且又同在山東實驗劇院學習，同在上海業餘劇人協會演出。他進入延安後，參加了籌建魯迅藝術學院的工作。一九三八年四月，魯迅藝術學院成立於延安，成為中共培養文藝幹部的學校。首任院長為毛澤東，後來由吳玉章、周揚擔任院長。崔鬼編導的話劇《被糟踏了的女人》，由江青演女主角。崔鬼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加入中共。

還有一種類似的傳說，說毛澤東在看江青主演的話劇《鎖在櫃子裡》時，注意起江青。

又據當年在延安、現任“民革上海市委顧問”的翟林椿先生回憶①，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紀念“八？一三”抗日一週年（據本書作者查考，似應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紀念“七？七”抗戰一週年），在延安鐘樓東邊，原“撫衙門”舊址，舉行大會。上午是毛澤東作報告，下午文藝演出。翟林椿先生記得，話劇主演者是丁裡。本書作者查考延安資料，查出“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