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不要責怪秦始皇，那是秦始皇被逼得無奈了。因為秦代是個依法治國的國家，他不能允許法制之外的一些言論存在。從戰國到秦代這一時期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叫做“處士橫議”。什麼是“處士橫議”呢？就是一些民間的讀書人，他們讀了書以後對朝政可以指手畫腳地評價，這個評價在戰國時期當時是很普遍的。秦始皇兼併天下成功以後，對這個現象開始他還是容忍的，到了後來他越來越不能容忍了。就在秦始皇三十四年，藉著淳于越要求秦始皇分封子弟的問題，李欺提建議焚詩書，就引發了這場大劫難。秦始皇認為當時焚這些書是為了統一。朱彝尊則認為，秦始皇要坑殺的是“亂道之儒”而不是“聖人之徒”，他也替秦始皇辯護。朱彝尊最後得出一個結論，他說焚書坑儒啊，是那些亂髮議論的處士把秦始皇逼到了牆角，秦始皇沒有辦法了，最後才走這個極端的。要說誰焚書，那不是秦始皇焚書，而是那些處士焚的書。這個話就是公然為秦始皇開脫罪責了。

我們下面還要舉一個大學者，這個人叫劉大櫆。劉大櫆的名氣也大得很，他是清代桐城派的前期代表作家（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一個流派，這個流派綿延兩百多年）。劉大櫆專門寫了篇文章叫《焚書辯》，文章中這樣講，他說“六經之亡非秦亡之也，漢亡之也。”就是“六經”不是秦始皇燒的，是漢代把它搞得失傳的。“書之焚，非李斯之罪，而項籍之罪也”。劉大櫆的說法跟我們前面介紹的那個清代學者的說法不謀而合，他認為焚書的罪不在秦始皇，在項羽，是項羽一把火燒了。而項羽之所以能燒，還得再拉上一個人——蕭何，他光顧著把那些稅收的書拿走了，其它的書不要，那項羽不就燒了嗎？再就是清末民初的時候還有一個大人物，這個人物大家就更熟悉了——康有為，沒有人不知道康有為的。康有為在《新學偽經考·秦焚六經未嘗亡缺考》這本書中，提了一個非常大膽的說法，他說，“秦焚書，六經未因此而亡。秦坑儒，儒生未因此而絕。”說秦始皇焚書，六經沒有因此而滅；說秦始皇確實坑儒，但是儒也沒有因此而被滅絕。康有為也認為秦始皇不是滅絕六經的罪魁禍首，而是另有他人。我剛才引出的這麼多清代著名學者的說法，大家記住記不住都不關鍵，關鍵是大家要明白一個道理，就是秦始皇在中國歷史上備受人們指責的事就是“焚書坑儒”，而這件事在漢代和唐代都被批評得尤為厲害，到了宋代和民國時期，出現了一個新的思潮，就是為焚書坑儒進行翻案。這說明一個什麼問題呢？說明人們對秦始皇的評價隨著時間的推移在發生變化。

＇畫外音＇　儘管焚書坑儒是秦始皇一生中不光彩的記錄，但王立群老師認為秦始皇也有他不容忽視的歷史貢獻。他開創了以皇權為中心的中央集權的行政體制。在中央建立對皇帝負責的，以“三公九卿”組成的中央政府。在地方建立對中央負責的郡縣制度，這個制度在此後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不斷完善並被繼承下來。那麼，對於秦始皇首創的制度，人們又是怎樣評價的呢？王立群老師對此又有什麼新的看法呢？

後代有關秦始皇的評價實際上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個是焚書坑儒，一個是郡縣制和封建制（分封制），這兩個問題討論得很激烈。這裡我們也介紹幾個學者的觀點，第一個就是明末清初的大學者叫王夫之，很多人都知道王夫之，他寫過一本書叫《讀通鑑論》。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提出來了一個觀點，他這樣講，“夫封建制不可復也。勢也。”他說，封建制在秦代不能夠再重複了，是因為“勢也”，這個“勢”就是大趨勢。說歷史的趨勢決定秦始皇只能搞郡縣不能搞分封。我們這裡先說明，這個“封建”指的是“封土建國”。他說，這個不可能再出現了。但是，王夫之說得很簡單，只說“勢也”，沒有講為什麼它是個歷史大趨勢。我可以替王夫之做一點解釋，其實搞封建制最集中的應當是周代，西周、東周都實行的是封建制。西周實行的封建制就是周天子作為天下的共主，他把土地和人民封給他手下的宗室和功臣這兩類人，還有先朝的後裔，這些人就成了諸侯了。這些諸侯封土建國以後又把土地和人民分給他手下的人，這就是卿和大夫，所以西周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這樣一種制度。這種制度在開始分的時候，由於周天子力量比較強，他可以號令天下。再加上分封的這些諸侯很多因為血緣關係很近，在當初開始封的時候，他們互相之間是和睦相處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親屬關係越來越遠。血緣關係逐漸地遠了以後，諸侯國有的經營得好，它強了；有的經營得不好，它弱了，強的和弱的之間就不平衡了，於是以強凌弱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