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例子。格林伯格，跟尼爾·史帶一樣，也對中國抱有非常深厚的情感，所以他親自參與了整個過程。在過去的三十年裡，格林伯格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曾經為上海市長擔任顧問，並且在上海建立了國際商業領袖顧問委員會。此外漢克還帶頭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修建了上海中心，也就是今天的麗茲·卡爾頓（Ritz…Carlton）　酒店。酒店落成之後，上海中心曾經一度是中國最大的建築物。他還授意史帶基金會資助上海的一家兒童醫院（　幸運的是，AIG　不僅能夠以創始人的名義建立一家獨立的基金會，而且能夠指揮該基金會繼續為公司的利益服務）。在格林伯格為中國提供過的所有幫助當中，其中最有創造力的一次就是他讓史帶基金會從巴黎的一位文物商人那裡收購了北京頤和園的雕花大門，並將其贈送給了中國政府。他還讓AIG　幫助資助了上海的一項

全球大捷（3）

大規模的民用和商用房地產開發專案。最後，格林伯格還積極地幫助中國政府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中國最終於2001　年加入了該組織。但他同時並沒有忘記自己的目的。2001　年，就在中國即將加入WTO　之前，美國政府提出了最後一點要求—要求外國公司可以進入中國的保險市場，美國政府把這個難題丟給了格林伯格，格林伯格在給中國總理朱ā基的一封信中提出了這一要求，據說###總理在讀完這封信後勃然大怒，立刻叫來自己的高階貿易代表，告訴對方，“我永遠、永遠都不要見這個老頭子了。”

可沒過一個小時，朱總理就改變主意了。他意識到格林伯格其實擁有很大的權力。於是他就派龍永圖前往一家AIG　擁有部分產權的酒店的“格林伯格套房”，雙方開始討論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貿易協定中的最後條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給予格林伯格他想要的東西：在中國擁有一家AIG　的全資子公司。時任中國WTO　談判代表的龍永圖後來說道，“AIG　之所以出名，就是因為格林伯格。”

我前不久曾問格林伯格他為什麼要在中國投入那麼多時間。難道是因為我們公司的歷史以及我們與中國的關係，還是什麼別的原因呢？他的回答帶有一點為自己辯解的味道：“並沒有對中國投入太多時間，只是覺得一個擁有超過10　億人口的國家一定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市場。”我相信，跟史帶一樣，格林伯格也對中國充滿著深厚的感情，只不過他的感情比較內斂。鑑於格林伯格對中國做出了巨大貢獻，中國政府後來決定授予他馬可波羅獎（Marco　Polo　Award）　，雖然是在格林伯格和美國司法機構對抗的期間，但他還是前往中國接受了這一獎項。在中國期間，格林伯格住在中國的國賓館。回到美國之後，他被迫辭去了主席的職位。在他2005　年10　月20　日為《華爾街日報》（　也就是他離開AIG　五個月之後）　寫的一篇社論當中，格林伯格提醒道，“對於中國人來說，耐心要比壓力更加有效。”AIG　曾經為了一張營業執照足足等了17　年，這無疑需要巨大的耐心，尤其是對漢克·格林伯格來說更是如此。在其他國家也遇到類似困難的時候，AIG　所採取的做法截然不同，但無論對於格林伯格還是對於AIG　，中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他在中國所建立的關係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實現的。《華爾街日報》的一篇關於格林伯格和AIG　的新CEO　馬丁·薩利文共同出席的一次會議的報道就足以說明這一點。中國人熱情地圍在格林伯格身邊，完全把薩利文一個人丟在了一旁。畢竟，中國人用了30　年時間來跟格林伯格打交道，他們不會輕易地拋棄這份感情。即便是在離開AIG　之後，格林伯格仍然跟中國的許多官員們保持極為密切的關係，經常訪問中國，而且還保有許多榮譽職位，比如他現在的身份是史帶公司的總裁，而不再是AIG　主席。

20　世紀70　年代中期，我認識了施羅德（Schroeder）　銀行主席——AIG　董事傑克·霍威爾（Jack　Howell）　。傑克對我在國際貿易方面的經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於是就邀請我前往在遠東舉行的一次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　上發表演講。接到邀請之後，我想都沒想就答應了下來，然後就帶著妻子前往中東進行了一次為期三週的旅行，這是我第一次受邀發表這樣的演講，我相信對於公司來說，這次演講要比我在中國待上三個星期意義大得多。可就在第二個星期，我接到了格林伯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