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來的一封傳真：“我一個人在管理你的部門。我需要你立刻回到紐約。”雖然口氣非常溫和，但我可以感到格林伯格說這話時的心情。於是我立刻結束了旅程，趕回紐約。

第一天踏進辦公室的時候，我緊張極了，可能是因為感覺根本無法為自己的錯誤找到任何藉口吧。如果我是格林伯格，我很可能會把自己當場開除。可他並沒有這麼做。他只是皺了一下眉頭——一個字都沒說。

我的妻子卻顯得很不高興，她告訴我，如果是肯·諾丁漢姆（Ken　Nottingham　，我們的一位好朋友，現在是美國人壽保險公司的主席），還有其他一些人去進行這樣的國際商務旅行的話，一定會買回很多東西。比如說肯會讓公司在巴基斯坦的負責人買張漂亮的波斯地毯，邱考斯基可能會從南斯拉夫買回一些油畫等等。我解釋說我們不能跟其他人一樣跑到國外的酒吧裡瞎混，我們是在從事一種非常罕見的“收藏”生意，我們是在“收藏”一些以後可能再也沒有機會得到的東西。而她對我的回應則是，“看來你是著魔了——好好享受吧，你這個購物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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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　的海外致勝之道（1）

剛剛加入AIG　時，我感覺自己在權力和政府關係——尤其是在華盛頓——等領域已經相當有經驗了。在以往的工作當中，我不僅在華盛頓，就連在國外，也都取得過一些成功。但很快，我就意識到，按照的標準，我的那些經驗都顯得太天真了。加入AIG　之後不久，我們一群人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領隊的是吉米·曼頓——他是一位非常優雅的英國人，雖然他剛開始工作的時候只在英國接受過高中教育，可當他臨近退休時，卻已經因為給希望塔特博物館提供了大筆捐贈（　事實上，他是繼該博物館創始人亨利·塔特（Henry　Tate）　爵士之後的最大捐助人）　而被授予爵位。同行的還有AIG　拉美業務總裁保羅·巴特勒（Paul　Butler）　以及其他幾位AIG　的執行官。此行的目的是參加每兩年舉行一次的西半球保險會議（Hemispheric　Insurance　Conference）　，該大會是由一群美國保險公司的執行官們建立的，其目的是幫助美國和拉丁美洲的保險商們能夠聚在一起相互交流經驗。可當我們到達阿根廷時，卻發現這次大會已經變成了一場政治足球賽，拉丁美洲的民族主義者們開始在大會上不斷宣揚自己的政治理念。

在這個過程中，我第一次作為一名同業（　而不再僅僅是一名貿易代表）　參加這樣的大會，我參加了此次會議的全部會議和一系列的社交活動，其中包括美國代表團舉行的一次豪華宴會。（　有人告訴我，大家都認為像美國這樣富有的代表國就要舉辦這樣的宴會，否則很可能會引起其他人的不滿。）　整個旅途過程中，我看同事們到處打交道，我想很多業務可能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完成的。可就在我們離開之前的那一天，我們在吉米·曼頓的酒店房間裡召開了一次會議，其中保羅從他的皮箱裡掏出了一個大大的信封，裡面裝滿了阿根廷債券（　上面還寫著這些債券值多少美元），這些債券是我們阿根廷分公司的資金儲備的一部分。這些債券一共價值數百萬美元。我後來知道，他們想把這些債券帶回美國，換成美元。保羅或者是吉米，我記不清具體是誰了說，“羅恩，既然你是新加入公司的，為什麼不把這些債券帶回紐約呢？我們可以把它在紐約處理掉。”

這件事讓我非常緊張。我猶豫了一下，最後拒絕了——這件事情可能暫時對我的事業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他們當中的一位把這些債券帶回了紐約，我以後就再也沒有聽過關於這些債券的訊息了（　當然，我也從來沒有認真打聽過）。後來，我們在阿根廷的負責人因為隨身攜帶10　萬美元被逮捕。這件事讓我開始對AIG　在國際市場保護自己利益的手法有了一定的瞭解。

AIG　之所以能夠取得巨大的成功，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它有一種不同尋常的能力，總是能夠從各地的政府那裡爭取到必要的支援。AIG　的執行官很早就已經學會用商業的方式來解決政府和法規方面的問題。這家公司經常會透過各種方式來說服、引誘，甚至恐嚇全球各地的各級官員。有人曾經有一種比較溫和的方式描述AIG　的這種策略：引導美國政府的力量來為商業利益，尤其是AIG　的商業利益服務。事實上，漢克·格林伯格不僅支援這種這種手法，而且他本人也會經常使用這種手法。比如說他會經常參與公司的許多政府公關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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