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保險公司工作的經歷，所以他在加入史帶公司的時候已經可以算得上一位老手了。史帶經常會僱用一些跟自己一樣的人，他們通常是俄羅斯人，甚至根本沒有任何商業經驗，但史帶卻會交付給他們重大的責任，並且堅信他們很快就能迎頭趕上。就這樣，這些俄羅斯人在公司裡逐步成長，最終不僅為自己找到了一份職業，而且找到了終生寄託情感的地方。不僅如此，他們還把這種感情傳遞給自己的孩子，於是他們的下一代也有很多人在AIG供職。於是就出現了很多奇怪的情況：在AIG，如果父親是某家公司的CEO，那麼他的孩子就很有可能繼承父親的工作，而相比之下，如果兒子在從事著跟父親同樣的工作卻沒有想過要做到最高執行官的話，那倒是一件怪事了。這個現象也從另一方面說明了史帶和他的公司是多麼振奮人心，回報是多麼豐厚了，這份感情甚至會成為代代相傳的遺產。

毫無疑問，邱考斯基的兒子小邱考斯基後來也加入了AIG。小邱考斯基發現，而且他至今仍然這樣認為：“AIG是一個極度刺激，令人興奮的地方，它可以派駐你到另一個國家經營自己的公司。而且總部也不會每天透過傳真、電子郵件或者是任何方式來監督你的工作。”在AIG，小邱考斯基曾在很多地方服務過：米蘭、貝魯特、香港等且最終還在AIG社會主義國家保險部門（被稱為“特殊世界市場部門”）擔任了最高主管。這可真是一個巨大的諷刺，要知道，由於他父親當初的經歷，邱考斯基本來應該是極端仇視社會主義政權以及相關的一切的。在AIG工作了30年之後，邱考斯基離開了公司，出任布朗大學的副校長，後來又榮升該校校長。他在AIG工作最輝煌的成就就是成功地拓展了AIG在東歐地區的業務。

1986年老邱考斯基去世的時候，巴克·弗里曼和漢克·格林伯格參加了他的葬禮。那是一種典型的俄羅斯東正教婚禮，棺材敞開著，整個葬禮進行過程中，所有前來悼念的人每個人手裡都拿著一根點著的蠟燭。葬禮結束的時候，所有人都會走到棺材前面，親吻死者的身體。“我不知道你有什麼感覺，”格林伯格對弗里曼說，“在邱考斯基活著的時候我從來沒有親吻過他，如果在他去世的時候親吻他的話，會受到詛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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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友邦人壽保險公司（1）

就在史帶前往紐約尋求更多代理權的同一年，也就是1921年，他建立了友邦人壽保險公司，這樣他就可以跟其他外國保險公司區別開來，開始向中國人出售人壽保險。為什麼史帶如此聰明，做出這個後來讓公司大獲成功，並且最終成為亞洲最大的人壽保險公司的決定的呢？難道就是因為他是美國人，而不是一家在中國市場上處於主導地位的英國保險公司嗎？還是因為他看到了這種業務的成長性？顯然，答案更可能是後者。我們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到史帶貫穿一生的一個性格特點：他總是會在其他人看不到的地方看到新的東西，發現新的機遇。

史帶觀察到，很多中國人都非常長壽，所以他推測，隨著中國人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中國人的死亡率會進一步下降。從保險公司的角度來看，投保人的壽命越長，保險公司賺的錢也就越多。考慮到中國人口眾多，史帶感覺到未來的市場規模將不可限量。想象一下，他可以為成百上千萬人提供保險服務，而許多外國保險公司卻只是把目光侷限在當時中國為數不多的外國人身上。所以史帶相信，為中國人提供人壽保險將會成為一個既沒有競爭，又不可限量的市場空間，這種商業模式很可能會成為AIG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在建立亞洲人壽的過程中，史帶使用了一種後來成為AIG在全球拓展業務過程中經常使用的標準做法：請當地人擔任主要領導工作。史帶邀請了幾位頗有名望的中國公民加入了他公司的董事會，開始在上海面向中國人銷售人壽保險，在這個過程中，他最受歡迎的產品就是一種20年的儲蓄保單，許多英國保險公司甚至從來沒有考慮過要為中國人提供這樣的保險服務。

這也正是為什麼史帶後來會在中國成為一個傳奇人物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與中國人打交道的問題上似乎頗有天賦。是的，他的目的的確是要建立一家公司，但他同時也對自己的中國同事，以及中國人民，抱有一份尊重和關愛。

1924年，他遇到了一位維繫終生的朋友和夥伴——曼斯菲爾德·弗里曼（Mansfield　Freeman），併成功地說服弗里曼加入自己的公司。弗里曼的父親是一位在上海任職的衛理公會教派的牧師，弗里曼當時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