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坐下後，都把椅子向證人身邊挪。多特站在攝像機後幾英尺的地方，注視著兒子的一舉一動。

受好奇心驅使的幾位鄰居，在不到20英尺以外，倚在鋼絲網眼籬笆上。從街頭一臺收音機裡，傳來康維·特威蒂嘹亮的歌聲，但目前這還沒有使我們分神。這是星期六的上午，從遠處不停地傳來刈草機的嗡嗡聲，與鄰居們修剪樹籬時發出的咔嗒聲相互唱和。

唐尼·雷呷了一口水。面對著4位律師和1位法官的注視，竭力顯得泰然自若。今天向他取證的目的十分明顯：陪審團需要傾聽他的證詞，而將來開庭時，他卻已經離開人問。他應該引起陪審團的同情。如果是在若干年以前，取證會以過去常見的那種方式進行。法院書記官用錄音機錄下提問和回答，再用打字機打成一份清楚明白的證詞，審判時由律師向陪審團宣讀。但是隨著技術的進步，目前的取證，特別是對垂死的證人取證，常常用錄影機錄下，然後向陪審團播放。遵照基普勒的指示，唐尼·雷的證詞也將按標準程式用速錄機錄下，這將使原告和被告、陪審團和法官，在不必看完整個錄影的情況下，迅速檢視所需的證詞。

這種取證所化的費用，視長度而定。法院書記官按照頁數收費，因而戴克要我提問時簡明扼要。這是我們在取證，費用得由我們支付，他估計大概要化400美元。打一場官司代價實在不菲。

基普勒問唐尼·雷是否已準備就緒，接著便命令書記官讓他宣誓。他保證將說出事實真相。由於他是我的證人，目的又在於為將來庭審取得證詞，我對他的質詢就不能像平時“釣魚”時那樣隨便，而必須符合取證的種種規則，因而我心裡頗有點兒緊張。但基普勒在場，又使我大為安心。

我問了唐尼·雷的姓名、地址、出生日期，又就他的父母和家庭提了幾個問題。全是些基本的東西，無論對他還是對我，都十分容易。他回答時語速緩慢，面對著攝像機，一切都按照事前我對他的指示進行。我要提的問題，他全知道；即使德拉蒙德可能提出的問題，他也多半心中有數。他背靠著橡樹樹幹，這在畫面上構成了絕妙的背景。他偶爾用手帕抹一抹前額，對這個取證小組成員們好奇的凝視，彷彿視而不見。

我雖然事前並未叫他儘量突出虛弱的病態，但他此刻確實顯得弱不禁風，奄奄一息。也許他真的活不了幾天了。

在我的左邊，不過隔了幾英寸，坐著德拉蒙德、格羅和希爾。他們將拍紙簿擱在膝頭上，正飛快地竭力記下唐尼·雷所說的每一個字。在星期六取證，我不知道他們要收多少費。取證開始不久，海軍藍的上裝便已脫去，領帶也已鬆開。

在問答過程中一個較長的間歇期間，後門突然砰的一聲被人推開，巴迪跌跌撞撞地走了進來。他已經脫掉了襯衫，身上穿著那件常穿的佈滿黑色斑點的紅色無領套衫，手上拿著一個奇形怪狀的紙袋。我雖然目不斜視，沒法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唐尼·雷身上，但從眼角仍能看見他搖搖晃晃地走過院子，一邊用懷疑的目光瞟著我們。我心裡完全明白，他將向何處走去。

那輛福特破車的門敞著，他鑽進汽車，坐到前排的位置上，幾隻小貓立刻爭先恐後地從視窗跳了進去。多特的臉上頓時板了起來。她緊張不安地望著我，我立即搖了搖頭，彷彿是說：“別管他！他是不會有什麼妨礙的。”她真想宰了他。

唐尼·雷和我談論著他接受過的教育，工作經歷，以及他從未離開過家、從未參加過選舉登記、從未在法律上遇到過麻煩等等事實。昨天夜裡，我躺在搖盪的吊床裡，曾經把取證想得如何如何困難，現在情況卻遠非如此。我從容自若，完全是一副真正的律師模樣。

關於他所患的疾病，以及他沒有得到的治療，我提了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事前雖然已經排練過多次，我仍舊問得十分謹慎。因為醫生的話唐尼·雷一句也不能重複，而且他也不能做任何猜測，或者發表與醫藥有關的意見。那樣的話，只能是道聽途說。醫療方面的問題，我希望再由別的證人在庭審時提出證詞。德拉蒙德的眼睛亮了起來。他聚精會神地傾聽著每一句回答，在心裡迅速地做一番分析，然後豎起耳朵等著下一句。他完全不露聲色。

唐尼·雷的體力和腦力能支援多久，陪審團將來想看多久，這都有一定的限度。所以我化了短短的20分鐘，便結束了質詢，而且在整個過程中，對方沒有提出過一次“反對”。戴克朝我擠了擠眼，彷彿是說：我幹得特棒。

列奧·德拉蒙德對著錄音裝置向唐尼·雷做了自我介紹，接著又說明他代表的是誰，在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