鍵盤上敲打了幾下。“博比·奧托已經不在這裡啦。”她說。

“你說什麼？”

“他在3天前獲釋出獄了。”

“他告訴我在這裡面還要呆18天呢。這句話才說了一個星期呀。”

“太糟糕啦。可他已經走了。”

“他會去哪裡呢？”我不信地問。

“我怎麼知道？”她說著結束通話了電話。

奧托信口開河，對我撒了謊。第一次我們雖然有幸找到了他，可現在他又轉入了地下。

我一直害怕接到的那個電話，在一個星期日的早晨，終於打來了。當時我正像屋子的主人一樣坐在後院裡，喝著咖啡看著晨報，享受著美好的時光。打電話的是多特，她告訴我說，她是在一個小時前發現的。他昨夜入睡以後，再也沒有醒來。

她的聲音有點顫抖，但她在盡力剋制自己的感情。我們談了幾句，我發現我的喉嚨發乾，我的眼睛變溼。在她的話語裡，我聽出了一絲鬆了口氣的意味。“他還是現在這樣好，”她一次又一次地說。我對她說，我很難過；今天下午我一定去她家。

我走過後院，來到吊床邊，倚在橡樹上。擦去臉上的淚水。我雙腳著地，坐在吊床邊緣，低垂著頭，為唐尼·雷做最後的祈禱。

我在家裡給基普勒法官打了電話，把唐尼·雷的死訊告訴他。葬禮將於明天下午2點舉行，這就為我帶來了一個難題。對大利公司總部僱員的取證，預定於上午9點開始，一直要持續好幾天。克利夫蘭的那幾位仁兄肯定已經來到孟菲斯，此刻可能正坐在德拉蒙德的辦公室裡對著攝像機進行最後的彩排。德拉蒙德辦事就是這麼周密。

基普勒叫我明天9點鐘務必準時出庭，別的事他自有辦法對付。我說我已準備就緒。我當然理該如此。我已經用打字機打好了可能對每個證人提出的全部問題，而且法官本人也提出過許多有益的建議。再說，戴克也已經仔細看過一遍。

基普勒隱隱約約地暗示說，他或許會把取證推遲，因為明天他要主持兩場重要的聽證會。

怎麼都成！此刻，我真的是對什麼都不在乎了。

我趕到布萊克家時，左鄰右舍的人們都已前來致哀。街上和車道上停滿了汽車。老人們或者在屋前院子裡徘徊，或者在門廳裡坐著。我微笑著向人們點頭致意，穿過人叢走進屋子，在廚房裡找到了多特，她正站在冰箱旁邊。屋裡擠滿了人。廚房的桌子上櫃臺上擺滿了餡餅、焙盤和烤雞。

多特和我滿懷溫情地相互擁抱。我只用“我很難過”幾個字來表達我的哀思，她感謝我的光臨。她兩眼通紅，但我覺得她的淚水已經流乾。她指著食品招呼眾人，並且叫我隨意。我從她身邊走開，讓她和鄰里的婦女們呆在一起。

我突然覺得飢腸轆轆。我用紙盤裝了烤雞、煮豆和酸捲心菜，走進小後院，一個人獨自吃著。老天保佑，巴迪不在他的車中，她大概已把他鎖在臥房裡，以免他出來使她難堪。我一邊慢慢地吃著，一邊聽著從廚房和屋子窗戶裡傳來的人們輕輕的談話聲。吃完一盤，我又去裝滿一盤，回到院子裡。

過了一會，有個年輕人走到我身邊。說來也怪，他的臉我覺得特別熟悉。“我是隆·布萊克，”他說著在我身邊的椅子上坐下。那個雙胞胎。

他身材不高，瘦削然而健康。“見到你很高興。”我說。

“這麼說你就是那位律師囉。”他手上拿著一聽軟飲料。

“我就是。魯迪·貝勒。我為你兄弟感到難過。”

“謝謝。”

多特和唐尼·雷一直很少提到隆，我對此印象非常突出。他高中畢業後不久就離開了家，去了很遠的地方，而且一直不回家。其中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我能理解。

他沒有心思滔滔不絕地講話。句子很短，言談勉強，但我們最終還是觸到了骨髓移植的事。他說他早就做好準備，願意獻出骨髓來挽救兄弟的生命；而且科德醫生親口對他說過，他的骨髓和唐尼·雷完全匹配。我早就知道這些事實，但他的話又提供了一個確切的明證。我對他說，他必須在短短的幾個月後向陪審團講清這一切，他表示十分樂意。他就這件訴訟提了幾個問題，但對他本人可能會從這樁官司中分得多少金錢，卻沒有表現出絲毫的興趣。

我相信他此刻一定十分傷心，但他卻沒有流露出悲哀的心情。我開啟了通往兄弟倆童年的門戶，希望能聽到所有的孿生兄弟都會擁有的一些溫情的回憶；他們是怎樣惡作劇，是如何拿別人開心。然而，結果是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