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對行動和無政府狀態的時間；假如外國人不加干涉，很可能揚子江流域和南部各省很快就會歸入一個純粹漢人王朝的統治之下。按照民族的、古老的治國之道治理下去，成為一個內部堅強的國家。（1853年3月26日密迪樂《上阿禮國領事書》）

但是，阿禮國、密迪樂等人只代表西方人的一種意見，還有不少人是感到興奮。因為，即使是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由於中國人的傳統習俗以及朝野對洋人的仇視，西方人發現他們根本在中國獲取不到先前想像中的那種鉅額利潤，商業拓展舉步維艱。清朝官吏更是明助暗阻，使得洋人們感到十分不爽。南京太平天國“新”政權的出現，首先使西方教士們一時間奔走，興奮莫名：在古老中國，終於出現了一個基督教教門兄弟建立的政權！

洪秀全方面也非常惦念同教門的“洋兄弟”。在佔領南京的第二天，他就派人持著信跋涉至廣州，向各國公使遞送公函示好。所以，英國駐華全權大使文翰親自到訪太平天國，法國、美國公使也不甘人後，紛紛到訪這個看上去就要推翻滿清（至少與滿清平分秋色）的南京新政權。

可笑的是，東王楊秀清因勝利頭腦發昏，仍舊以中國傳統的“中央王朝”自居，在南京藉故不見文翰，以自上而下的姿態給文翰送去一份“誥諭”，內容無外乎以下的自大：“爾海外英民不遠萬里而來，歸順我朝……深望爾等能隨吾人勤事天王，以立功業，而報答天父之深恩。”

文翰是個極其務實的老牌帝國主義政客，在做足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上報英國政府，表示太平天國在中國不可能成功，但為了更大限度地勒索清朝政府，英國應繼續“中立”，以觀事態發展：

在事態更為明朗化以前，參加任何一方都是為時過早的。我看不出外國怎樣能從根本上救助皇帝軍。固然，為了英法兩國在中國海的海軍，無疑地，皇帝是可以重佔南京和鎮江的，但是這或許也並不是沒有困難的。因為，很明顯的，皇帝軍已如此喪魂落魄，我們要不在陸上也採取行動，那麼就是外國火力把南京城牆轟開了，他們也會不敢進城，就是進了城，佔領了，等到我們軍艦從城下撤走以後，他們也不能守住南京城……從任何觀點看，中立乃最為切要的辦法。因為如果我們援助現在的政府，而最後卻是叛黨成功了，那我們在中國的地位就極其狼狽了。

再沒有比當前危機中商訂新約更為不合時宜了。和誰去簽訂新約呢？和皇帝訂嗎？假定一切進行順利，他也和我們一樣地急於要建立更密切的關係，訂這個條約的頭一個條件就是給他援助以壓服叛黨。我以為這乃是暫時還不能接受的要求，也全然和政府所規定的政策路線背道而馳。就說給皇帝援助罷，那也必須是很大規模的援助，而如果叛黨的勢力廣泛而迅速地擴張起來，人民大眾又普遍地願意擁戴他們為統治者，這種大規模的援助也是沒有效果的，同時我們也不能達到目的。花了大量的金錢，毫無目標，只不過面對叛黨，把我們自己送上一個非常尷尬的地位而已（這還是最好的情況）。因此，我認為現在根本不必去談和帝國政府締結新約的事情。

我承認我看不出當前鬥爭有迅速結束之望，如果叛軍佔領北京，則將有多年的、不利我們商務的戰爭。但縱使如此，我也認為遇有適當機會和叛黨協商時，我們從叛黨手裡所可獲得的政治與商務利益，也大可超過皇黨。和叛黨交涉，我們要對付一班新人，直到今天為止，就我們所知者而論，這批人並不像不向我們就範的樣子。而和皇帝打交道，我們會發現他和從前一樣傲慢自大，反對和我們擴張中外關係。（1853年8月4日文翰寫給克拉克敦的信）

1854年初，新任英國駐華公使包令接替文翰職位，他仍舊抱有英國人的審慎態度，不盡信文翰之言，派自己兒子等人為使節出訪南京。結果，這些英國人發現太平天國的王爺們怪力亂神不說，還妄自尊大得厲害。與之相比，滿清政府雖然與英國和西方長期矛盾，但迄今為止已經是個成熟的“正常”國家，起碼知道怎樣和西方人搞外交，而太平天國的領導人則是一群根本不知道“文明”為何物的造反者。

從那以後，各國政策逐步向滿清政府一方傾斜。上海小刀會起事後，在上海的英、美、法首先明確立場，與清軍協和作戰。清政府對此大為滿意，把海關管理權交予三國，以示投桃報李之意。緊接著，天京事變的發生，更堅定了洋人們的判斷力：太平天國終不能成事。

於英國等老牌帝國主義而言，他們心中沒有“信義”，只有“利益”。

看準了清朝軍隊與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