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遲疑不信致啟嫌隙也。……倘分兵助妖（清朝），不是諸貴國，而是未通音問之四貴國，亦煩將本藩來書勸其一體聯和，將來以便一體通敝致絀此而優彼，豈不妙甚。請諸貴（國）熟籌之，勿徇一時乞救之妖情，而誤終身通商之大事。

信中沒有什麼威脅字眼，李秀成只希望英法等國嚴守中立。同時，他也誘之以利，表示說，如果洋人與太平軍配合，會把太平軍全年關稅“賞予”他們。

駐上海的英、法軍隊指揮官當然不相信太平軍。他們即刻與清軍合力，從水陸兩方猛擊太平軍。

由於李秀成對上海估計不足，帶來攻城的人馬不夠多，三天後黯然離去。此為太平軍一攻上海城。

值得一提的是，英法在上海的聯軍與清軍一起拒抵太平軍時，英法聯軍在北京方面正向清廷發力進攻，咸豐皇帝被迫逃往承德。很快，英法聯軍燒燬了圓明園，此即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高潮。究其原因，前一年英法兩國以會盟為藉口，開炮艦到天津大沽口，不遵守清廷讓他們在北塘登陸的約定，準備沿白河直開入北京。蒙古的僧格林沁王爺在大沽來個伏擊戰，殺得英法聯軍大敗而去，故而引來日後這麼一擊。僧王當時擊沉洋艦三艘，重創三艘，斃傷洋兵448人，而清軍本身僅陣亡32人，實是中國近代史對外作戰中前所未有之大捷。但因“極左”時期意識形態原因，僧王的功績在現在很少有人知曉。

上海城最危急時刻，冒險家華爾正在巴黎養傷。待他傷愈歸來，上海局勢大變。自北京得勝乘艦而歸上海的英國海軍將領何伯（Hope）；施施然乘船至南京，與太平天國“講價”，逼迫對方開放長江流域的茶葉和絲綢貿易，並要求西方人享有上海周邊30英里範圍的絕對自治權。

雙方談崩，何伯拂袖而歸。回上海後，他與當地的法國海軍將領卜羅德（Protet）一起上報各自的政府，準備與清政府一道打擊太平軍。

在此，我們可回顧一下西方列強一直以來對太平天國的態度。

早在1853年太平軍攻克武昌之後，出於本身的商業利益，英國駐上海領事阿禮國就向英國駐香港總督兼使華全權大使文翰遞送了一份秘密報告，希望英國政府儘快採取措施阻止太平軍勢力的擴大。

當今韃靼王朝（即清王朝）正為中華帝國作殊死鬥爭，皇帝軍一直表現無可否認的錯誤與怯弱性，除非叛軍表現更加嚴重的錯誤與更大的怯弱性，再不然，除非有外力援助，那末，這個王朝必然覆滅……這是唯一的結論。……其結果未必就會由另一個皇帝登上咸豐的寶座，可能性更大的，也是更為悲慘的結果，似乎倒是一個長期自相殘殺的內戰，以及由此而來的帝國的全部瓦解。所謂悲慘，無論就全國財富而論，或就與外強維持任何永久性商務關係而論，都是一樣的。向（榮）要求這兒的道臺（吳健彰）派遣外國划艇（儘管這種船隻還是由廣東和福建水手駕駛的）上駛長江，開到南京上游皇帝軍所選定的作戰基地附近去，這件事情清清楚楚地說明了，對於皇帝軍將軍們可以給予何種援助，援助的兵力可以用到什麼區域去，而叛軍的進展也是極可能永久擋住的。

法國為了宣傳天主教，英國為了兩千五百萬英鎊左右的商業投資和每年約達九百萬英鎊的英印稅收，是否把當前的時機看做一個機會，以無限制進出最僻遠的禁區為條件，把皇帝從迫在眉睫的瓦解情勢中援救出來，從而大大地擴張自己的活動領域，我是無從斷言的。不過在這樣一封機密檔案裡，或許我也不妨促請閣下注意，情況是何等的微妙，憑三四隻輪船與兵艦，英國只要小有作為便會產生決定性的作用，獨斷自己的要求條款，其事是何等的輕而易舉而又何等的確信無疑呵！

最後，根據我所得到的一切情報，我以為，這已經不是單純地武裝調停或武裝干涉可否擴張我們利益的問題，而是不去及時地堅決地採取這類行動，則那些利益——商業的稅收的——會不會被政治的解體和無政府狀態所徹底毀掉的問題了，而只要及時行動，我們卻又是有力量扭轉這樣局勢的。（《1853年2月26日阿禮國給文翰的報告》）

南京被太平軍攻陷後，英國上海領事館人員密迪樂也向阿禮國遞交報告，表示說滿清即將完蛋：

所有我得到的情報，都加強我此前已經說過的那個信念：叛亂運動乃是中國人民反抗滿洲人繼續統治——或者毋寧說是延長暴政——的一種民族運動。滿洲人在帝國南半部的權力已被顛覆，一去不復返了。這個時候外國人站在清方去幹涉其事只能有一個結果，就是無限期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