丕顯”的口號。王洪文開創了上海汽車“遊街”的先例。借這次“遊街”，王洪文把自己變成了反經濟主義的“英雄”，卻把陳丕顯推上了被告席……王洪文富有“創造性”。他覺得用廠裡的大卡車遊街，還不夠醒目。一月十四日下午，他乾脆調來一輛鮮紅色的卡車——修理無軌電車電線的專用車，“勒令”曹荻秋跪在車上，在全市遊街！堂堂的上海市市長，竟這樣遭受王洪文的無端凌辱！

耿金章宣佈“奪權”

自從爆發康平路事件之後，康平路的“知名度”迅速提高，在上海幾乎家喻戶曉了。

一月十五日凌晨三時半，上海的市民們酣夢正香的時刻，從康平路發出驚人的訊息：“二兵團”的“耿司令”和“上海市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即“上三司”）等十一個造反派組織，約二三百人，忽然衝進了冷落、寂靜的上海市委機關大樓，輕而易舉地奪取了“木頭疙瘩”——大櫻“耿司令”坐進了上海市委書記處辦公室，宣告“成功地”進行了“奪權鬥爭”。

“耿司令”釋出了三項通令，那口氣是不小的：第一，聲討上海市委、市人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罪行，宣佈接管上海市委、市人委；第二，任命張春橋為上海新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姚文元為新市委第二書記兼副市長；第三，勒令原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機關幹部，回原崗位辦公。

用上海話來形容，耿金章此舉，純屬“自說自話”。他是一個喜歡自作主張、保持“獨立性”的人。他已清楚地意識到王洪文對他的排斥。看來，未來的上海，要麼“張——姚——王”，要麼“張——姚——耿”。先下手為強。文化粗淺的耿金章以為木頭疙瘩就是政權。他把“最高指示”——“革命的首要問題就是奪取政權”，理解為“革命的首要問題就是奪犬木頭疙瘩”‘。

“二兵團”的離心作用，從耿金章樹起這面大旗，就已顯露出來。雖說這個“二兵團”名義上隸屬於“工總司”，實際上“工總司”已類同於“英聯邦”——“一兵團”、“二兵團”、“三兵團”都各自安營紮寨，與王洪文那“總部”分庭抗禮。耿金章具有頗強的組織能力，他的“二兵團”擁有的強大的實力，已足以與王洪文的“總部”並駕齊驅。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文匯報》“奪權”的第二天，從該報上已可看出“苗頭”：為了慶賀《文匯報》的新生，王洪文那“工總司”發表了一篇題為《誓做你們的堅強後盾》的文章。與之相鄰的，是署名“上海工人北上返滬第二兵團”的祝賀文章《讓我們一齊去廝殺搏鬥》。這兩篇文章清楚表明，“二兵團”與“工總司”並列。至於《緊急通告》上，第一個發起單位為“工總司”，名列第二的便是“二兵團”，這樣的並列印在《人民日報》上，印在全國各報上，更使“二兵團”名聲大振。“耿司令”不再聽命於“王司令”了。

“二兵團”這場近乎宮廷政變式的奪權，使張春橋、姚文元吃了一驚。“耿司令”事先並沒有與張、姚通氣。他，居然宣佈了對張、姚的“任命”，彷彿成了張、姚的上級！儘管耿金章所“任命”的職務，正是張、姚夢寐以求的，從耿金章的嘴裡說出來，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民心所向”，這使張、姚竊竊心喜。不過，一想及耿金章如此“自說自話”，事先不請示，等於不把張、姚這樣的“中央首長”放在眼裡，自然使張、姚心中老大的不舒服。

至於王洪文，一得知耿金章奪權，怒火中燒，牙齒咬得咯咯作響。

王洪文的眼，比耿金章更紅；王洪文的心，比耿金章更急。早在安亭事件“勝利”時刻，他就向小兄弟們說過“勝者為王”，要弄個市長噹噹。他一直期待著成“王”。

在起草《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的時候，他忙著籌備一月六日的大會，忙著起草那三個“通令”，為的是奪權。只是那三個“通令”沒有打響，而《告上海全幣人民書》卻受到毛澤東的肯定。

一月八日晚，在起草《緊急通告》的時候，“王司令”到哪裡去了呢？他到上海外灘——廣東路二十號海關大樓去了。他在那裡召開緊急會議，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這個指揮部，奪了上海的工交財貿大權。張春橋稱讚這一“壯舉”道：“火線指揮部可以稱為‘經濟蘇維埃’，代替市人委。”

張春橋十分明確地說：“火線指揮部實際上就是奪權。現在，火線指揮部發個通告，什麼事準，什麼事不準，大家部照辦。責令公安局，什麼人要抓，公安局就抓了。你們看，一個普通的革命群眾組織在向公安局下命令了。外國人一看就知道，毛澤東的國家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