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權力都交給人民了。市委還有什麼權？市人委還有什麼權？沒有了嘛！我們到上海來了以後，還沒有看到他們發過什麼通知。火線指揮部是一個偉大的創造。但我們自己可能還不知道這是一個創造。自己幹了一件很大的事，並不一定都懂得……”遺憾的是，這個“經濟蘇維埃”在一月九日經張春橋向毛澤東報告之後，毛澤東僅僅是“知道了”，並沒有大大興趣，卻對那份張、姚沒有加以“推薦”的《緊急通告》給予高度評價。就連張春橋自己，也在一次接見“工總司”代表時說走了嘴，透露了內中的真情：“象《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緊急通告》，如果不是毛主席發現了，我們還不知道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檔案呢！”這句印在當年《張春橋講話》傳單上的話，洩漏了天機！張春橋所說的“我們”，自然是指他和姚文元——那天他倆一起接見“工總司”的代表。

張、姚、“不知道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檔案”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緊急通告》，被毛澤東發現了，加以肯定，震動全國。而張春橋以為是“偉大的創造”的“經濟蘇維埃”，毛澤東保持沉默。張春橋只能用這樣的話，為自己助威：“火線指揮部這是一個很大的創造。關於火線指揮部，已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作了彙報。毛主席也知道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這對戰鬥在火線上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和革命小將們是多麼溫暖的關懷，多麼巨大的鼓舞啊！”

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又謀劃著奪權的新途徑。一月十二日在上海慶祝中央賀電大會上，王洪文宣讀《關於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組織聯絡總站的倡議書》，是張春橋的新點子。用張春橋、姚文元寫給中央的工作簡報中的話來說，這個“聯絡總站”實際上要“行使著政權的作用”！

按照張、姚的部署，“關於接管市委，可以由聯絡總站搞”。

如此這般，“聯絡總站”成了上海的“蘇維埃”！無奈。“革命造反派”們不爭氣，權欲使他們的頭腦發狂，誰都要到這個“總站”裡參加“聯絡”，謀得一席之地。工人造反派中的“兩巨頭”——王洪文與耿金章相抗衡，“工總司”與“二兵團”要爭奪“聯絡總站”的領導權。“聯絡總站”還處於籌備之中。便亂成了一鍋粥！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耿司令”來了個出奇制勝，突然進軍康平路……“他媽的，赫魯曉夫式的個人野心家！”王洪文嘴裡，蹦出了這句充滿著對耿金章的仇恨的話。

張春橋軟硬兼施

“金章同志嗎？”康平路的電話耳機裡，響起了張春橋甜甜的聲音。對於耿金章，張春橋不象王洪文那樣喊他“老耿”，因為“老耿”與“老鯁”、“老梗”同音，那“骨鯁在喉”的“鯁”以及“梗著脖子”的“梗”，多多少少正巧反映了耿金章的性格和形象；張春橋稱他“金章同志”，一聽，就叫人象夏天吃了冰琪琳似的，怪舒服。

“是春橋同志吧。”耿金章說。

“我想找你談談。”張春橋說道。

“好，我馬上就來！”

耿金章有著自己的“警衛班”。他一坐上轎車，前有開道的，後有押尾的，夠氣派的。一溜煙，才幾分鐘，一串轎車便駛入興國路。

興國路招待所被一堵高牆圍著，門口有解放軍站崗。名為招待所，實際上是內部的高階賓館。一幢幢西式小洋樓，散落在如茵芳草之間。雖然外面的口號聲震天響，這裡卻是一個幽靜的所在。小洋樓從門口開始鋪著紅地毯，鋪遍走廊、樓梯和房間。這兒成了張、姚的據點。在“文革”期間，張、姚回上海，總在這裡落腳。

當耿金章的轎車駛進興國路招待所的大門，透過車窗玻璃，耿金章的視線突然落在五號樓前一個穿軍裝的人身上。正颳著寒透骨髓的西北風，這個軍人沒披軍大衣，在風中恭候。一見到那張熟悉的尖腮臉和一副近視眼鏡，耿金章失聲驚叫：“春橋同志！”

是的，那不是警衛員，而是張春橋。如此隆重地“出廓迎迓”，使“耿司令”受寵若驚！

張春橋笑眯眯地把耿金章引進五號樓。耿金章剛在客廳沙發上坐定，張春橋就遞過一支香菸來。

張春橋慢條斯里地抽著煙，卻不說話。耿金章頓時明白，揮了揮手，他的警衛們就趕緊退出了客廳。

客廳裡開放著暖氣。在上海這座城市裡，除了高階賓館，冬日是沒有暖氣的。耿金章脫去了軍大衣。

“金章同志，”張春橋依然用如此親切的口氣稱呼他，“你我都是共產黨員。你一定還記得，去年安亭事件發生後，我把你和洪文同志找到我家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