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的筆墨戰為先導，平民百姓們刻苦地研讀這些相互謾罵之詞，還有客氣的反駁，甚至有厚顏無恥的謊言。人們辛勤地研讀並試圖判斷哪方的文體風格較為活潑典雅，勝對方一籌。與此同時，他們也完全明白，不祥的陰影正籠罩在地平線上。這就是漢語裡的“先禮後兵”。即將叛亂的政黨總是把中央政府說成“腐敗”、“賣國”，而中央政府則更加圓滑地要求叛黨“團結一致”、“致力於國家的統一”、“因為我們生於國難當頭的時代”云云。與此同時，雙方的軍隊已越來越靠近決戰前線，壕溝也越挖越深。找到漂亮藉口的黨派總能在大眾眼裡獲勝，於是，死的語言就變成了騙人的語言。只要你有一箇中聽的藉口，你想幹什麼就可以幹什麼。

以下是中國人善用文學技巧的一些例子。當某省政府準備實行鴉片公開銷售政策時，他們發明了一個聰明的四字訣作為口號：“寓禁於稅”。只有這條標語才能將此項政策推行下去，任何其他口號都不能代替，上海戰爭之後，中國政府從南京遷都洛陽①，美其名曰：“長期抗戰”。在四川，一些軍閥強迫農民種植鴉片，竟聰明到想出要徵收“懶稅”來懲罰那些懶得不想種鴉片的農民。前不久，四川又炮製出一種新的稅，稱為“友好稅”，換言之，現在的田賦已經30倍於正常值，要在此之上再附加一項，以使老百姓與士兵之間變得友好，讓老百姓把錢付給士兵，使士兵不再自己外出搶劫。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私下經常笑話那些洋鬼子“頭腦簡單”的原因。

『①原文如此。』

這種文字災難只可能發生在一個篤信錯誤的文字標準的國家，事實上這是錯誤的小學作文教學法所帶來的惡果。一個現代的中國人，目睹這種文學暴行的出現，他只能做以下的兩件事情中的一件。其一，他可以採取傳統的文學態度，僅僅把它視為純正的文章，不見得非要與應該敘述的事實有什麼關聯，然後品味其中的言外之意。否則，其二，他就必須要求文字與思想更為接近，要求一個新的文學標準，用一種更能表現人們的生活與思想的語言來寫作。換言之，他必須把這拖沓冗長的表達方式的泛濫，更多地看作一種源於文學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惡行。但他也必須相信，只有剔除這種文學上的惡行，才能清除掉政治上的惡行。

文學革命

確實需要進行一場文學革命，這場革命在1917年終於爆發了，由胡適博士和陳獨秀領導，主張用白話進行文學創作。當然，在此之前已經有過幾場革命。唐朝的韓愈就反對過五六世紀的績麗文風，提倡使用簡明的文體，恢復一種更理智的文學標準，使我們能夠看到一些可讀性較強的散文。但這卻使我們回到了周代的早期文學，仍然是正統的觀點；它僅僅是模仿古人，這件工作並不容易，韓愈之後，文學風尚時而模仿周代，時而模仿秦漢。當韓愈自己也足以被稱作古人的時候，唐代也變成在不同時期供人模仿的盛世了。宋人模仿唐人，明清作家模仿唐宋。這樣，文學風尚就成了各種模仿之間的競爭了。

只是到了16世紀末期，才忽然崛起了一位人物，宣佈“今人寫今語”，表現出一種徹底的歷史眼光，頗有遠見卓識。這個人就是袁中郎，此外還有他的兩個兄弟。袁中郎敢於以俗語尋常語入文。他提倡的文體曾蔚然成風，有一群追隨者，自成一派，這就是有名的“公安派”（公安是袁的家鄉）。正是他曾致力於把散文從當時刻板浮誇的格局中解放出來。正是他曾說過，寫文章只須“信腕信口”，也正是他盡力主張作家要有個人風格，相信文學只是“獨抒性靈”，而性靈是一定不能受到壓抑的。

然而，常語、俗語的運用，不久就遭到正統的御用批評家的竭力反對。在所有的文學史書中，袁中郎都被斥為“輕薄”、“粗俗”、“不正統”。直到1934年，這位個人風格的奠基人才被人們從部分或完全埋沒中拯救出來。不過，即使是袁中郎，也沒有勇氣和膽識去提倡“白話”的使用，或者在寫作中滲入方言土語。倒是那些通俗小說的作家，放棄了一切追名逐利的企圖，被迫用白話寫作，以求得大眾能夠讀懂，是他們在活的語言中奠定了文學的基礎。所以，當胡適博士提倡使用白話的運動展開之時，其準備工作已經由1000年以前的小說家為他完全做好了，這也是他反覆強調的。凡是用新的方式寫作的人，都已經有了第一流的佯板。這樣，僅三四年光景，白話文運動就取得了輝煌的成功。

文學革命之後，出現了兩大變化。其一，出現並形成了一種有個人特點，無拘無束的寫作風格，以周氏兄弟為代表，即周作人和周樹人（魯迅）。值得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