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其內容，你就會感到置身於一個由雜文、小品文、傳記、序跋、敘贊、官函以及涉及歷史、文學、神怪等各種筆記所組成的沙漠之中，茫茫然不知所措。最明顯的特點是，此類著作中幾乎有半數是詩歌，所有的學者都是詩人。如果我們記住這樣一個事實，即這些作家也曾就其他話題寫過一篇篇的文章，那末這種混雜的現象也許就情有可原了。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這些雜文小品包含了許多作家的文學創作的精華，也是大部分作家唯一的文學創作活動，這是中國文學的“佳品”。中國的小學生在學習散文的時候，總是要把這些文章當作範文來整段整段地背誦。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考慮到，這些著作代表著多少代以來一個泱泱文學大國無數文人學士們的無數文學創作活動的主要部分，人們就會感到灰心或完全失望。也許我們是在用一個陌生的對之並不適合的標準去判斷這個事實的。在他們的文章裡也總是有人性的因素，有人們的歡笑與悲哀；在這些著作的背後，也總是有這樣一些人，他們的個人生活和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都會使我們感興趣。但是，作為現代人，我們會情不自禁地用現代的標準去衡量。歸有光是當時第一流的作家和文學運動的領袖，但當我們閱讀他為母親寫的傳記時，當我們意識到這是他畢生從事學術研究的最豐碩的果實時，當我們發現它純粹是模仿古人的語言技巧，人物塑造蒼白無力、事實空洞、感情膚淺時，我們有權利感到失望。

中國古典文學中優秀散文是有的，但這需要人們獨具慧眼，運用一個新的價值標準，自己去尋找。無論是思想和情感的解放還是文體的革新，人們都需要到一群稍有些不太正統的作家中去找。他們的思想中多少有一點左道邪說，他們具有這麼多的智慧內涵，自然會歧視並試圖打破文體的框架。這樣的作家比方有蘇東坡、袁中郎、袁枚、李笠翁、龔定盦，他們都是知識界的叛逆，他們的作品總時時遭到朝廷的禁止或極大貶斥。他們的作品或思想都具有一種體現了他們個性的風格，正統文人視之為過激思想的產物，有害於道德教化。

文學與政治

自然，語言的束縛帶來了思想的束縛。文言是死的，根本不可能表達一個確切的思想，結果總是泛泛而談、模糊不情。在這種泛泛而談的氣氛中成長起來的中國學者們，完全缺乏邏輯推理的訓練，故而議論中經常顯示出一種極端的幼稚。這種思想與文學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種認為思想與文學互不相關的情形。

這就把我們帶到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上來了。要弄懂中國的政治，就得了解中國的文學。我們或許應該避免“文學”一詞，而說“文章”。這種對“文章”的尊崇，已成為整個國度名符其實的癖好。這一點在現代的公告中表現得最為明顯。無論學生團體、商業機構、還是政治黨派，在草擬這樣的公告時、總要先考慮語音是否嘹亮悅耳，詞藻是否可以修飾得更華麗。而報紙的讀者在讀這樣的公告時也是首先考慮到讀起來是否美妙動聽。這種公告常常言之無物，但卻總是講得很漂亮，即便是露骨的謊言，只要說得漂亮，也會受到讚揚。

這樣就導致了這樣一類文章的出現，它們一旦被譯成英語，看上去就極端愚蠢。我們看到最近有一個重要的政治黨派的公告是這樣寫的：“凡有損吾國權益侵犯吾國疆域者，吾輩將逐出之！凡危及天下承平者，吾輩將制止之！吾輩決心……吾輩將竭盡全力……吾輩需精誠團結……”現代的大眾將拒絕接受這樣的一個公告。他們需要詳盡確切的分析，說明當時國內外的政治形勢，以及“逐出”侵略者和“制止”侵犯世界和平者的具體途徑和方法。這種文學上的惡習有時會愚蠢到極點。有一則銷售絲襪的商業廣告竟長達500字，第一句是：“自從東三省淪陷以來……”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人都是心智簡單的愚氓。他們的文學充滿了泛泛而談，但卻很不簡單。相反，儘管有表達上模稜兩可、泛泛而談等毛病，卻也造就了一系列優美的表達技巧。這似乎有些奇怪，中國人對這種文學的訓練極為嫻熟，已經學會了如何透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文章的真意。是外國人的無能，讀不出字面以外的意思呢，還是糟糕的翻譯家的錯誤，在翻譯過程中失去了漢語所謂的“言外之意”，結果使得外國記者既罵中國又罵自己，認為自己無法確切弄懂那些用字巧妙，表面上又沒有任何惡意的公告。

中國發展了一種美飾文辭的藝術——如上所述，這大致上要歸因於文言的單音節性——而我們也信仰言辭。我們靠言辭活命、靠言辭來決定政治或法律爭鬥的勝負。中國的內戰總是以互相通電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