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辛（《明娜·馮·巴爾赫姆》）、弗賴特格（《新聞記者》）、海涅（《歌集》的節選和《哈爾茨山遊記》）……特·拉·莫特·福凱的《渦堤孩》，以及施篤姆的《茵夢湖》（三種譯本）都十分流行。霍普特曼是由其《職工》、《紅公雞》、《獺皮》、《孤獨的人》和近作《索安那來的異教徒》（兩種譯本）著稱於世，而其《沉鍾》則一度成了一本雜誌的刊名。其餘尚有蘇德曼的《佐爾格太太》，更為現代的著作有韋德金德的《春回大地》和萊昂哈德·弗蘭克的《卡爾和安娜》。

除了霍桑、斯陀夫人、歐文、馬克·吐溫和傑克·倫敦的一些翻譯作品之外，人們對美國文學的興趣一般放在較為現代的作品之上。最為著名的是厄普頓·辛克萊，其興盛與俄國共產主義文學潮流有關，他的著作有13部被譯成漢語，這裡還可以提一下邁克爾·戈爾德的一些短篇小說以及他的長篇小說《沒有錢的猶太人》。辛克萊·劉易士則是由《大街》為代表作，西奧多·德萊塞則是由一些短篇小說集為代表，儘管這兩人都十分出名。尤金·奧尼爾的兩個劇本（《天邊外》和《加勒比的月亮》）都已譯出。賽珍珠的《大地》有兩個中文譯本，她的《兒子們》以及其他短篇故事也已譯出。

俄國文學的潮流於1927年前後捲入中國，那時正值南京政府成立，進行清黨，鎮壓共產主義運動之時。正如英國文學上的雅各賓主義成長之時，正是政治上的雅各賓主義宣告失敗之日，文學上的布林什維克主義也是在國民革命勝利之後氾濫於中國的。青年人的巨大熱情，曾經有力地推動了1926～1927年的國民革命，並使之成為現實。但由於國民黨政府對青年運動的鎮壓，給這種熱情潑了冷水，使青年人失去了用武之地。於是他們便變得內向起來。一種強大的暗流逐漸得到發展，並隨著對現實不滿的情緒的增長而增長。

因而，潮流轉了向。宣傳“革命文學”（與“普羅文學”同義）的號角被吹響了，並立刻得到眾多人們的響應。1917年文藝復興運動的領袖們一夜之間突然變得過時了，被慷慨地稱為“老人”。年輕的中國討厭他們了，要造他們的反了。那些最聰明的領袖們開始學習如何保持沉默，並開始收藏古董古璽。胡適仍在繼續奔走呼號，但人們對他的反映卻比較冷漠。他們需要一些激進得多的東西。周作人、郁達夫和《語絲》派作家都是些個人主義者，無法加入這個大眾行列。魯迅曾經戰鬥過，抵抗這股潮流僅一年，後來他自己也改變了立場。

在1928～1929年不到兩年的時間裡，長長短短有超過100本的俄國文學作品，以狂熱的速度湧進中國的圖書市場。這時，國民政府才真正從夢中醒了過來。這些書籍的作者有：盧納察爾斯基、里亞比丁斯基、米歇爾斯、法捷耶夫、革拉特科夫、柯倫泰、希什科夫、羅曼諾夫、皮涅克、奧格涅夫、索斯諾夫斯基、沙基涅、雅科夫列夫、阿列克、塞·托爾斯泰、傑米多夫、愛倫堡、阿羅塞夫、巴別爾、卡薩特金、伊凡諾夫、伊娃、盧滋、桑尼卡夫、塞佛林娜、巴赫米大夫、費定、綏拉菲摩維奇、普里希雯、謝苗諾夫、肖洛霍夫、尼·瓦、維塞裡、左琴科、特列季亞科夫、索保爾、科羅索夫、福爾曼諾夫，以及菲格涅爾。這裡我們當然還未曾提及革命前的“偉大的俄國人”，諸如普希金、契訶夫、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他們在這之前就為讀者所熟知了。契訶夫的全部作品已被翻譯了過來；托爾斯泰的作品譯出的有20部，其中包括篇幅冗長的《戰爭與和平》（節譯）、《安娜·卡列妮娜》和《復活》。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深受讀者青睞的作家（他的7部作品，包括《罪與罰》均已譯出）；屠格涅夫也早已為人們熟知（他的作品21部已譯出）。跨越兩個時代的高爾基自然是人人皆知的。厄洛聖卡夫、安德列耶夫和阿爾志跋綏夫由於魯迅的影響也很受歡迎。作為一個狂熱追求俄國式東西的標誌，我們可以提及以下這個奇異的事實：那就是在100多部革命後出版的作品中有23部有兩種以上譯本，由不同的公司幾乎是同時競相出版發行，其中有四部同時有3種譯本。在較為流行的作品中，也許應該提一下柯倫泰夫人的《紅色的愛》（2種譯本），革拉特科夫的《水泥》（3種譯本），奧格涅夫的《科斯佳·里亞布採夫的日記》（3種譯本），阿爾志跋綏夫的《薩寧》（3種譯本），綏拉菲摩維奇和皮涅克的各種各樣的作品，西什科夫和伊凡諾夫的戲劇，以及盧那察爾斯基的評論文章。

讓年輕的中國一次吃掉這麼多東西，看起來是多了一些，倘若產生消化不良倒也無可厚非。怪不得霍桑和阿納托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