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入文學作品的，所有的中國小說都有一個特點，就是不厭其煩地詳述一次家宴各道菜餚的名稱，或是客店裡一位旅客的晚餐。接下來是胃痛，然後到一塊空地——亦即自然人的盥洗室——去了。中國的小說家們這樣寫了，中國的男人女人們也是這樣生活著。這種生活已經夠豐富的了，容不了什麼靈魂不滅的思想摻和進來。

中國人生理想的這種現實主義，這種對世俗生活戀戀不捨的感情，來源於儒家學說。儒家不同於基督教，它是腳踏實地的學說，是有關塵世生活的學說。那穌是浪漫主義者，孔子是現實主義者；耶穌是神秘主義者，孔子是實證主義者；耶穌是博愛主義者，孔子是人本主義者。從這兩位著名人物身上我們看到了希伯萊宗教和詩歌與中國現實主義和庸見之間的典型對比。嚴格講來，儒家學說並非宗教：它闡發了某種對生活對宇宙的感情，很接近一種宗教的感情，但並不是宗教的感情。世上有一些偉大的人物，他們對來世的生活，對靈魂不滅的問題，對整個的神靈世界都不感興趣。他們的哲學永遠也不能使日耳曼民族滿意，至少肯定不會使希伯萊人滿意，但卻使中華民族滿意了——大體上滿意，下面我們將看到這種哲學為什麼事實上連中國人也從來未能感到完全滿意過，而這種不滿意又是怎樣由道佛兩家的超自然主義予以彌補的。然而在中國，這種超自然主義似乎在總體上與人生理想這個問題相脫節：更確切他說，它代表的是一種精神的副產品，或者情感的宣洩途徑，使生活更能使人忍受。

儒家學說如此忠實於人本主義的天性，以至孔子及其弟子都從未被尊崇為上帝，儘管中國歷史上不少比他們遜色的文學家、軍事家都被適當地列入了聖徒名單，甚至被奉若神明。一個普通的民家婦女，如果受辱蒙冤，不得不以死表明自己的清白，那麼她會迅速變成一位受人尊敬的地方女神，受到所有村民的奉祀。以下事實也頗能代表人本主義的實質：三國時勇敢忠誠的將軍關羽被製成偶像受人敬仰，然而孔子以及平常人祖先祠堂裡的列祖列宗都未被製成偶像。反對崇拜聖像的人到孔廟後便無所作為。在孔廟及宗祠中僅有一些長方形的木牌，上寫明牌位所代表的祖先姓名，這些與偶像毫無關係。進而言之，這些祖宗英靈並非神抵，不過是一些去世的人物，他們想繼續像生者那樣對自己的子孫表示關心。如果他們真是了不起的靈魂，他們也許可以保護他們自己的後裔，但他們自己卻需要子孫們的保護，並靠這些孩子援助他們一些食物賴以充飢，一些化為灰燼的紙錢以供地獄中的各類消費之用。他們的子孫也有責任靠佛教的彌撒將他們的靈魂拯救出地獄。總之，他們需要別人關心照顧，正如他們在老年時要孩子們關心照顧一樣。這也就是幾乎等於儒家學說作為宗教而被崇拜的程度。

筆者經常饒有興致地觀察基督教世界這種宗教文化與中國人坦率承認世界不可知的文化之間的不同，同時也觀察這些區別又如何適應了人們的需要，這種需求在我看來基本上是共有的。這種差異與人們通常認為宗教的三個作用是一致的。首先，宗教是教士或僧侶權謀的外化形式，包括其教義、使徒傳統、對奇蹟的出現所寄託的希望和拯救人類於水火併加以赦兔的獨家經營權，這些簡單而方便的工作，及其實實在在的天堂與地獄等，如此暢銷的宗教是對所有民族都適合的，中國人也不例外。可以說它能滿足人類文化不同時期人們的不同需要。人們有這種需要，而儒家則不能力他們提供這種需要，於是道教和佛教就來彌補缺陷了。

第二，宗教是對人們道德和行為的一種約束。這裡，中國人與基督教徒的觀點大相徑庭。人文主義的倫理觀是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為中心的。在西方人看來，不借助上帝的力量而又能維繫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係，幾乎是不可思議的。而在中國人看來，不借助第三者的力量人們就不能相互以禮相待，這同樣是令人詫異的。人們應該做好事，因為好事合乎人情，行善是體面的事情，這是應該能夠理解的。筆者常感詫異，不知如果沒有保羅神學，歐洲倫理學又將如何發展。或許歐洲的倫理學會沿著馬庫斯·奧裡利厄斯①的沉思所指引的方向純粹由需要來決定發展了。保羅神學發展了希伯菜人關於罪孽的觀念，這種觀念又給整個基督教倫理學罩上了陰影。於是非宗教不能拯救人類出罪惡之深淵，這就是所謂贖罪論。因為一旦歐洲倫理學與宗教無關就會被視為十分怪誕，所以人們很少想到這種可能性。

『①馬庫斯·奧裡利厄斯（Marcus　Auielius，121～180），羅馬皇帝。』

第三，宗教提供了一種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