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的啟示，一種活躍著的感情，即面對宇宙的莊嚴和神秘所產生的感情，一種對安全生活的追求，從而使人們心靈最深處的精神直覺感到滿足。生活中有這種情形，或許我們剛剛失去親人，或許久病初愈正處在恢復期，也許是一個秋天陰冷的早晨，我們看到葉子從樹上飄落下來。一種死亡與人生無常的感覺襲上心頭，這時我們的生活便越過了五官所及的範圍，越過了有形世界而進入來世。

這種情形，歐洲人中國人都會有，但二者對此的反映卻截然不同。在我這樣一個原來信奉基督教而現在卻不信教的人看來，儘管宗教對所有的問題都有現成的答案，從而使人的心靈平靜下來，然而，宗教卻轉移了我們對生活的神秘莫測感和辛酸悲哀感的注意力，這些感覺我們稱之為詩。一位不信教的人，他對這些問題沒有現成的答案，他的神秘感是無法遏制的。他渴望安全，然而安全卻永遠沒有保障、也無法得到保障，於是他最終被迫寫起了泛神論的詩歌。實際上，在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中，詩歌代替了宗教為人提供靈性，活躍情感，這一點我們在下面對中國詩歌的討論中將涉及。西方人不習慣於這種不信鬼神、縱情自然的生活方式。在他們看來，宗教才是逃避塵世的天然方式。然而，在不信教的人看來，宗教是建立在某些恐懼之上的；害怕今生今世沒有足夠的詩歌與幻想來充實自己的感情，害怕在丹麥的山毛櫸林中或是在地中海海濱涼爽的沙灘上沒有足夠的魅力與美景來撫慰人們受傷的心靈。恐懼之餘，超自然的東西就顯得很有必要了。

然而，儒家的庸見認為超自然主義屬於不可知的範圍故而不予考慮，不去枉費心機；儒家強調人可以超越自然，同時又否認自然的生活方式，或者作為人們生活方式的自然主義。這種態度在孟子的著作中闡述得最清楚。儒家學說中人在自然界所處的地位可由以下這個概念說明：“天地人為宇宙之三才”。這個概念多少與巴位元①的三重區別很相似，即超自然主義、人文主義和自然主義。蒼天被認為是由雲、星等所有不可知的力量所組成的，亦即西方一個法定名詞所總結的：“上帝的行為”；而地則被認為是由山脈、河流等所有那些由希臘神話中得墨特爾女神控制的力量構成；人則介乎其間，佔據著至關重要的地位。人類知道自己在世界萬物中應處的地位，並以此為榮。他的精神，正像中國建築的屋頂一樣，被覆地面，而不像歌特式建築的尖塔那樣聳峙雲端，這種精神的最大成功是為人們塵世生活的和諧與幸福提供了一種衡量標準。

『①歐文·巴位元（Irving　Babbitt，1865～1933），美國作家，批評家及教育家。』

中國式的屋頂表明，幸福首先應在家裡找到。確實，家在我看來，是中國人文主義的象徵。“人間的愛與天上的愛”②需要修改，以產生出一幅更為傑出的作品。畫中應有三個婦女，而不是兩個：一個臉色蒼白的修女（或者是一個手持雨傘的女道士），一個妖嬈的妓女，以及一個神采奕奕、懷孕已有三個月的婦女。其中，家庭婦女應該是最平常、最簡樸，然而卻是最滿足的人物。她們分別代表宗教、人文主義與自然主義這三種典型的生活方式。

『②“人間的愛與天上的愛”，指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著名畫家提香的名作。』

這種簡樸是很難獲得的，因為簡樸是偉大人物的品德。中國人已經獲得了這種簡樸的理想，當然不是因為懶於奮鬥，而是出於對簡樸的崇拜，或者說是對庸見的信仰。現在我們來看中國人質樸理想的來源。

中庸之道

對庸見或曰通情達理精神的信仰是儒家人文主義的組成部分。正是這種合情合理的精神才使得中庸之道——儒家的中心思想——得以產生。上一章我們提到了通情達理精神，並與邏輯或理性進行了對比。我們業已指出，通情達理基本上是直覺所使然，與英國人所謂庸見①大致相同。我們進一步指出，對中國人來說，一個論點“從邏輯上推斷是正確的”，那還遠遠不夠；更為重要的是這個論點應該“符合人的天性”。

『①庸見（Common　Sense），亦即“常識”。』

中國傳統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懂情理的人，他是中國文化的代表。一個受過教育的人，首先應該是通情達理的人。他通常富有庸常的見解，喜歡隨和與剋制，痛恨抽象理論與邏輯極端，庸見為所有的普通人所具有。學者往往處在失去這種庸見的邊緣，很容易在理論上鑽牛角尖；而通情達理的人，或者說中國的文化人，應該避免任何理論或實踐上的過火行為。比如，歷史學家弗勞德②說亨利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