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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天色已晚，蘇黎世已經到了所謂“警察時間”，咖啡館也閉門了。愛因斯坦把兩個學生帶回家，讓他們讀普朗克新近發表的兩篇論文，要他們找出其中的錯誤，而自己則去給他們煮咖啡。

咖啡煮好了，兩個學生不好意思地說，他們沒看出錯誤的地方。

愛因斯坦手一指，說：“看，就在這兒。不過，這個錯誤是純數學上的，並不影響物理學上的結論。”

說罷，愛因斯坦興致勃勃地闡述起自己對數學與物理間關係的見解。

在蘇黎世，愛因斯坦和自己工大的老同學中交往最多的是格羅斯曼。兩人的友誼又掀開了新的一頁。1909—1911年間愛因斯坦已感到需要去聽取那時正在深入研究非歐幾何的格羅斯曼的忠告了。

愛因斯坦還遇見了阿德勒，他們住在同一幢房子裡，有時他們怕吵鬧一塊兒躲進閣樓去談話。想必，他們的談話也包括哲學的爭論。阿德勒是個馬赫主義者，他對愛因斯坦相信世界的客觀實在性深感奇怪。他也像馬赫一樣，反對相對論。

愛因斯坦還跟兩位蘇黎世教授交上了朋友。他們是民法學家埃米爾·楚黑爾和歷史學家阿爾弗萊德·施特恩。愛因斯坦很器重楚黑爾對人們心理的透徹的理解力、善於把彼此相去遙遠的概念加以對比的能力、各種各樣的興趣和天真的幽默。他說：“楚黑爾的興趣範圍是無限的，而且他善於對人和事作出判斷，遠遠超出了職業知識的範圍。這些判斷表明形式邏輯之不足，如果你大量閱讀和比較他的東西，是可以理解這些判斷的。他是我遇到過的最有趣的人們中的一個”

同不會物理學和數學的人們保持親密和經常的智力交往，是愛因斯坦的一個特點。他常同法學家、歷史學家、醫生交談。看來，這一愛好是和愛因斯坦的基本思想的特點有關的。他從具體的物理學計算上升到存在的根本問題，又正是在這條道路上最後終於達到最具體的（有時是可以直接用於實踐的）結論。

科學思想和興趣的這一特點使愛因斯坦有時能夠在不懂物理學的人們中間找到科學問題方面的交談者。因為，對這些人來說，關於空間和時間的一般見解，未被傳統概念所侵蝕，其原始質樸的直覺倒正是愛因斯坦物理觀念的出發點。

在蘇黎世，愛因斯坦與歷史學家施特恩交往很多，還在大學生時代，他就喜歡到施特恩那兒去。後來，施特恩80誕辰時，愛因斯坦還如此寫道：“……我大概不知道還有第二個人能在生活、見解和價值觀念急劇動盪的時代保持這樣不可思議的堅定不移。”

聞名世界的汽輪機專家奧列爾·斯托多拉和愛因斯坦精神氣質頗為接近。1929年春天，斯托多拉從蘇黎世聯邦工業大學教席退休時，愛因斯坦專門寫了一篇文章，題為《感謝斯托多拉》，發表在《新蘇黎世時報》上。這篇文章不僅對評價著名的熱工專家是有意思的，它還揭示出愛因斯坦本人的特點，值得一讀：“要是斯托多拉生在文藝復興時代，他會成為一個偉大的畫家和雕刻家，因為想象力和創造天才是他的為人的推動力量。多少世紀以來，有這樣的性格的人常常被科學所吸引。在科學的領域裡，時代的創造性和衝動有力地迸發出來，在這裡，對美的感覺和熱愛找到了比門外漢所能想象得更多的機會。在他作為一個教師的多年來（1892—1929）富有成果的活動中，他在學生中喚起的激動實在是巨大的，提起他和他的工作，沒有一個人的眼睛不是閃閃發光的。

“如果他的工作的主要源泉是創造的天才，那麼，另一方面，他的力量卻在於對知識的情不自禁的切望和他的科學思想的非凡的清晰。當寫這些感謝詞的作者，作為蘇黎世大學新任命的理論物理學教師，看到斯托多拉的高大形象，為了瞭解這門科學的發展而邁進課堂，這部分由於對真正知識的探索，部分由於要對作者本人所已掌握的知識進行評價；當時作者既是愉快的，又十分自然地懷著敬畏。當他的同事講完課以後，他就提出不是顯而易見的、而是常常需要以最生動活潑的方式加以正當評論的深刻問題。在這個具有巨大感染力的人的面前，作者的膽怯在談話中很快就消失了，因為善良和贊同的意願總是在啟發他的言詞。

“如果說有什麼東西可以使同他對話的人感到抑制，那就是斯托多拉的根深蒂固的謙遜態度。他的精神上的和善溫柔同他思想上的頑強堅韌形成奇特的和罕有的對照。人們的苦難，特別是由人們自己所造成的苦難以及他們的愚鈍和粗暴，沉重地壓在他心上。他深刻了解我們時代的社會問題。他是一個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