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淖鞣紜���

克萊納明智的判斷、全力的推薦終於打消了學校教師委員會的疑慮：愛因斯坦是個猶太人！

1909年3月，聯邦工業大學教師委員會秘密投票，以10票贊成，1票棄權透過了愛因斯坦的任職申請。下面這份報告可清楚看出克萊納在此事上起的作用：“我們的同事克萊納是在多年私人交往的基礎上說這番話的，從整體上看，這對於全體教師和委員會來說更有價值，因為愛因斯坦博士先生是猶太人，更確切地說，是學者中的猶太人，他們有各種各樣的令人不愉快的古怪性格，如魯莽、冒失，以及當意識到他們自己的學術地位時的店小二思想（在許多情況下，並非完全沒有原因）。然而，猶太人中也會有一些人絲毫沒有那種令人不快的品質，因此，僅僅因為一個人恰巧是猶太人就貶低他的人格也是不合適的。確實人們有時也會發現，即使不是猶太學者，可是他們的商業觀念以及對學術職業的利用，使他們的品格中具有通常被人們認為是典型‘猶太人作風’的東西。因此，從整體上來說，委員會和全體教師都認為對高職位採取反猶政策是不合適的，我們的同事克萊納先生所提供的關於愛因斯坦博士先生的性格，可以使我們完全消除疑慮。”

在這些充滿外交辭令的語言後面，作為猶太人的愛因斯坦，註定要為自己的血統付出沉重的代價。

愛因斯坦終於作為一個學者站在大學講臺上開始授課了。

但愛因斯坦仍然是愛因斯坦，他的獨特個性並沒有為裝腔作勢的學者風範所汙染。

漢斯·坦奈在這期間聽過愛因斯坦的講課，他回憶說：“當愛因斯坦身著半舊上衣、下穿過分短的長褲登上講壇的時候，當我們發現他胸前掛著一條鐵製錶鏈的時候，我們對新教授都不免心存懷疑。但他一開口講話，就以獨特的講授方法征服了我們變冷了的心。愛因斯坦講課時用的手稿是一個如名片大小的筆記本。上面寫明他在課上想要闡述的各種問題。可見，愛因斯坦講課的內容都是來自個人的腦海，我們也就成了思維活動的目擊者了。像這樣的方法對大學生來說更有吸引力；雖然我們習慣於風格嚴謹、四平八穩的講課，這些講課剛開始吸引過我們，但在老師和學生中間卻留下一種隔閡感。而在這裡，我們親自看到科學的成果是透過什麼樣的獨創方法產生的。課後我們覺得，我們自己似乎也能講課了。”

科學成果的這種自然而成的感覺，不僅是愛因斯坦講授方法所特有的，而且也是他的研究方法和他的思想內容所特有的。在講課的方法與課程的內容之間有一種深刻的和諧。凝固在慣常的形式中而同時又包含任意假設的科學理論常常是用教條腔來闡述的。當講到反常的，但在基礎方面又是深刻而自然的科學思想的精神時，闡述已不能只限於思維的成果，探索性的、創造性的、常常是反常的思維本身在聽眾面前閃爍發光。它成為自然的、顯然的東西，隨著反常的命題變成從新的關於自然界的初始觀念中必然得出的結論，聽眾覺得這種思想是“自己的”東西了。愛因斯坦在課堂上講的主要是古典物理學，但現在，在修改了它的基礎之後，古典物理學被解釋成另一種樣子，並因此用另外一種方式來闡述了。在學生面前展現的不是秩序井然的建築物，而是建築工地，愛因斯坦與其說是向學生們講解建築物的平面圖，倒不如說是同他們一道討論重建的方案。

坦奈寫道：“我在1909—1910年間聽過愛因斯坦講課。它們全都饒有興味。我有這樣的印象，似乎我們自己可以確定題目。他的講授有時論及古典力學（這門課我們也曾聽別的教師講授過，所以能覺察出在處理方式上的不同點），有時論及新的思想——例如引起熱烈爭論的普朗克量子論。”

愛因斯坦的授課，不僅課程的內容和風格，而且講課和課間休息時的一舉一動都符合於他那獨特的個性和思想。

“要是我們覺得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我們有權在任何時候打斷他。我們很快就不感覺拘束了，有時還提出一些簡單幼稚的問題。在課間休息時，愛因斯坦也總是留下來和我們在一起，這使我們之間的關係更加隨便了。他——活躍而樸實——常挽著學生的手，想用最親密無間的方式來討論未弄清楚的問題。”

坦奈談起每週一次晚間的物理學討論課。課後，愛因斯坦總像餘興未消，問：“誰陪我上‘塔拉斯’咖啡館？”

於是，一些學生又前呼後擁地陪愛因斯坦上咖啡館去繼續討論。從物理學問題、數學問題轉向各種不同的科學問題和生活問題，天上地下，無所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