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時就得提心吊膽了。幸好，他的同班同學格羅斯曼筆記記得非常出色，考試前，這些筆記就成了愛因斯坦的救命船。

格羅斯曼總是準時去聽明可夫斯基和其他教授講授的高等數學的各章節的課，愛因斯坦和他很要好，後來吸收他參加廣義相對論的數學工具的制訂工作。格羅斯曼把自己的課堂筆記本借給愛因斯坦。在1949年的自述中，愛因斯坦回憶起此事，並順便稱道了幾句他在蘇黎世所享有過的這種上課自由，為了應付考試而強制去學一門課程曾使他感到苦惱。

“這種強制使我如此畏縮不前，以致我在透過最後的考試以後整整一年對科學問題的任何思考都感到掃興。不過我應當指出，我們在瑞士苦於這種窒息真正科學工作的強制，比其他許多地方的大學生要少得多。一共只有兩次考試，除此之外，你或多或少可以做你想做的事。誰要是像我這樣有一個朋友認真地去聽全部課程並仔細地整理講課的內容，那就更好了。直到考試前幾個月，這種情況都給我選擇了幹事的自由——我大大地利用了這種自由；我把與此伴隨而來的內疚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並且其害處是微不足道的。事實上，現代的教學方法還沒有把神聖的求知慾完全扼殺掉，這差不多是一個奇蹟；因為這株脆弱的幼苗，除了需要鼓勵之外，首先需要自由——沒有自由它將不可避免地會夭折。”

愛因斯坦對科學研究的理解在守舊的教授們那兒，被視為離經叛道、胡思亂想。在他們眼裡，愛因斯坦是個糟糕的、叫人頭疼的學生，能否畢業都成問題呢！

有一次上實驗課，教授照例發給每個學生一張紙條，上面把操作步驟寫得一清二楚。愛因斯坦也照例把紙條捏做一團，放進褲子口袋。過了一會兒，這張紙條就進了廢紙簍裡。原來他有自己的一套操作步驟。愛因斯坦正低頭看著玻璃管裡跳動的火花，頭腦卻進入了遙遠的抽象思維的世界，突然，“轟”的一聲，把他震回到現實世界中來。愛因斯坦覺得右手火辣辣的，鮮血直往外湧。同學、助教、教授都圍了上來。教授問明情況，就憤憤地走了。他向系裡報告，堅決要求處分這個膽大包天、完全“不守規矩”的學生。前不久，因為愛因斯坦不去上他的課，他已經要求系裡警告愛因斯坦。未來的物理學大師果真受到了處分。一個不聽老師話的學生能成材嗎？

十幾天以後，愛因斯坦看到教授迎面走來，想躲已經來不及了。教授走到愛因斯坦面前，目光很自然地落到他那隻包著繃帶的右手上，教授嘆了口氣，心裡又同情又遺憾。教授再次嘆了口氣，說：“唉，你為什麼非要學物理呢？你為什麼不去學醫學、法律或語言學呢？”

愛因斯坦並未意識到教授的話中話，教授認定，一個不循規蹈矩的人是進不了物理學殿堂的。

誠實的愛因斯坦老老實實地回答：“我熱愛物理學，我也自以為具有研究物理學的才能。”

教授迷惑了。一個不守規矩的學生還加上一份固執，他搖了搖頭，再次嘆了口氣，說：“唉！……”

“算了，聽不聽由你，我是為你好！”

歷史得感謝愛因斯坦的“不守規矩”和固執。假如當初愛因斯坦真聽了這位教授先生的“忠告”，物理學真不知要蒙受多大的損失呢！幸好，固執的愛因斯坦是有自信的。他繼續走自己的路，繼續刻苦攻讀物理學大師的著作，不為守舊教授們的態度而退縮。

在蘇黎世也像在瑞士其他的大學城一樣，聚集了許多不同種族的大學生、革命的僑民或是因民族壓迫和階級限制而離開自己祖國的男女青年。大學生中許多人並不是革命者，但是幾乎所有的人都是民主思想的擁護者。這是一個具有巨大政治和科學熱情的環境。甚至把興趣侷限於純科學的蘇黎世青年的代表者們也不能不受它的影響。

愛因斯坦和許多大學生僑民接近。他的朋友中有一位名叫米列娃·瑪利奇的塞爾維亞姑娘，她是來自奧匈帝國的僑民。米列娃的才貌並不出眾，生性沉默寡言，她也是學物理學的，雖在學識上沒有出眾的才華，但對一些物理學著作很感興趣。她可以面對愛因斯坦坐上很長時間，一言不發地聽著愛因斯坦滔滔不絕地講述他的物理學觀點。

當時還未出名、也還沒有成熟的愛因斯坦太需要一個消極的聽眾，內在情感一直是孤獨的愛因斯坦很自然對米列娃產生了感情，以致雙方不久就墮入愛河。

在大學期間，愛因斯坦最親密的朋友有：格羅斯曼、路易·科爾羅斯、雅科布·埃拉特等人。他們像米列娃一樣都是在1896年進入蘇黎世工業大學的。格羅斯曼跟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