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事實方面，我只能答覆如下：你們關於我的行為所講的話，實際上不過是你們那篇早已發表了的宣告的另一種形式，在那篇宣告裡，你們譴責我參加過反德國人民的惡意誹謗宣傳活動。在前一封信裡我已講明，這種譴責只是一種汙衊。

“你們又說道，要是我能為‘德國人民’講句把‘好話’，就會在國外產生巨大影響。對此，我應當回答如下：要我去做像你們所建議的那種見證，就等於要我完全放棄我終生信守的關於正義和自由的見解。這樣的見證不會像你們所估計的那樣是為德國人民講好話；恰恰相反，它只會有利於這樣一些人，這些人正在圖謀損害那些曾經使德國人民在文明世界裡贏得一席光榮位置的觀點和原則。要是在目前情況下作出這樣的見證，我就是在促使道德敗壞和一切現存文化價值的毀滅，哪怕這只是間接的。

“正是為了這個理由，我覺得我不得不退出科學院，而你們的信只證明了我這樣做是多麼正確。”

這些珍貴的資料表明，愛因斯坦在威脅人類和平的惡勢力面前，是何等的堅定。他的毫不妥協性無疑極大的激怒了法西斯。

據戰後檔案資料來看，愛因斯坦1933年3月28日發表退出普魯士科學院的宣告後（宣告中有這樣的話：“目前，德國的形勢迫使我不得不辭去普魯士科學院的職位。科學院曾把我從一切職業糾纏中解放出來，使我十幾年來置身於科學研究事業，我懂得應該怎樣由衷地感謝科學院。我之所以捨不得離開你們，也正是因為我可以從你們那裡不斷獲得鼓舞，還有我和你們之間的和睦關係。我十分珍視作為院士在這麼長的時間裡所享受的一切。但是，目前的局勢，使我無法忍受，而我的職務又使我擺脫不了與普魯士政府的依賴關係。”），宣告正文還沒傳到柏林，納粹科學文化、國民教育部就已經責成科學院，要求普魯士科學院對愛因斯坦給予懲戒性審查。

1933年3月30日，科學院在中央會議上宣讀了愛因斯坦的辭職宣告，科學院接受這一宣告，並以為這樁公案就此了結了。可是，納粹分子們並不想罷休。當天傍晚，納粹政府給柏林科學院秘書、法學家海曼下了指令，而且措辭為“迫切希望”科學院對愛因斯坦事件公開表態。由於當時普朗克在國外，海曼擅自起草科學院宣告，呈交納粹頭目，在報紙上發表出來。

1933年3月1日，也就是科學院宣告發表的日子，正值“排猶日”。這一天，柏林的衝鋒隊暴徒佔領了許多大學、研究所及醫院。他們把猶太大學生、助教和教授攆出大門，使他們受盡凌辱和虐待，國家圖書館也被匪徒們鬧翻了天，他們搶走了猶太讀者的借書證。不許市民去猶太人開的店鋪購買東西。正是在這些無恥之極的事件連續發生的背景下，德國最偉大的科學院開除了她享有盛名的院士。

海曼炮製的宣告，當然不會得到全體院士的贊同，特別是勞厄當即表示反對。此外，勞厄還相信，物理數學學部不會有任何一個院士參與炮製這種宣告。在他的倡議下，1933年4月6日，科學院召開中央特別會議，討論這個問題，遺憾的是勞厄的抗議未能透過，大多數院士迫於無形的壓力，違心表示贊同海曼的行動，甚至還對他“合時宜的行動”表示謝意。

1932年5月11日，科學院再次開會討論所謂“愛因斯坦事件”，剛從國外歸來的普朗克說了一番沉痛的話：“我要講的，相信也是我的科學界同行和大多數德國物理學家的心裡話：愛因斯坦先生不僅是一位傑出的物理學家，還是這樣的一位物理學家，他在科學院期間發表的文章，使本世紀的人們加深了對物理學的認識。它們的重要作用只有開普勒和牛頓的業績才能與之媲美。我之所以要首先講清這一點，為的是使我們的後代免於產生這樣的錯覺，以為愛因斯坦先生的科學界同行連他在科學上的重要地位也沒有完全領悟。”

後來，年邁的普朗克一再說，“愛因斯坦事件”將會成為科學院歷史上恥辱的一頁。

愛因斯坦對絕大多數德國同行，尤其是對科學院的沒有氣節的表現，大失所望。1933年5月26日，他致函給勞厄說：倘若德國科學家對政治問題置若罔聞，德國的局勢的去向將是，必然毫無抵抗地拱手將政權讓給輕率分子。科學家在政治事件中持觀望態度，表明他們缺乏責任感。愛因斯坦非但不收回他講過的任何一句話，並且堅信他的所作所為對人類有益。

在1933年的時候，愛因斯坦還只是說：是一小撮病入膏肓、“盅惑人心”的匪徒欺騙和利用了政治上幼稚的公眾；到了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