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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樣的情況，日記裡還有一些，我不再抄錄了。僅僅這三則，我覺得，已經完全能顯示出我們之間的關係了。還有一些情況，我在下面談吐火羅文的學習時再談，這裡暫且打住。

我想到的第三位老師是斯拉夫語言學教授布勞恩（Braun）。他父親生前在萊比錫大學擔任斯拉夫語言學教授，他可以說是家學淵源，能流利地說許多斯拉夫語。我見他時，他年紀還輕，還不是講座教授。由於年齡關係，他也被徵從軍。但根本沒有上過前線，只是擔任翻譯，是最高階的翻譯。蘇聯一些高階將領被德軍俘虜，希特勒等法西斯頭子要親自審訊，想從中挖取超級秘密。擔任翻譯的就是布勞恩教授，其任務之重要可想而知。他每逢休假回家的時候，總高興同我閒聊他當翻譯時的一些花絮，很多是德軍和蘇軍內部最高領導層的真實情況。他幾次對我說，蘇軍的大炮特別厲害，德國難望其項背。這是德國方面從來沒有透露過的極端機密，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家庭十分和美。他有一位年輕的夫人，兩個男孩子，大的叫安德烈亞斯，約有五六歲，小的叫斯蒂芬，只有二三歲。斯蒂芬對我特別友好，我一到他家，他就從遠處飛跑過來，撲到我的懷裡。他母親教導我說：“此時你應該抱住孩子，身體轉上兩三圈，小孩子最喜歡這玩意！”教授夫人很和氣，好像有點愣頭愣腦，說話直爽，但有時候沒有譜兒。

布勞恩教授的家離我住的地方很近，走二三分鐘就能走到。因此，我常到他家裡去玩。他有一幅中國古代的刺繡，上面繡著五個大字：時有溪山興。他要我翻譯出來。從此他對漢文產生了興趣，自己買了一本漢德字典，念唐詩。他把每一個字都查出來，居然也能講出一些意思。我給他改正，並講一些語法常識。對漢語的語法結構，他覺得既極怪而又極有理，同他所熟悉的印歐語系語言迥乎不同。他認為，漢語沒有形態變化，也可能是優點，它能給讀者以極大的聯想自由，不像印歐語言那樣被形態變化死死地捆住。

他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擅長油畫。有一天，他忽然建議要給我畫像。我自然應允了，於是有比較長的一段時間，我天天到他家裡去，端端正正地坐在那裡，當模特兒。畫完了以後，他問我的意見。我對畫不是內行，但是覺得畫得很像我，因此就很滿意了。在科學研究方面，他也表現了他的才藝。他的文章和專著都不算太多，他也不搞德國學派的拿手好戲：語言考據之學。用中國的術語來說，他擅長義理。他有一本講十九世紀沙俄文學的書，就是專從義理方面著眼，把列夫·托爾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列為兩座高峰，而展開論述，極有獨特的見解，思想深刻，觀察細緻，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可惜似乎沒有引起多少注意。我都覺得有寂寞冷落之感。

總之，布勞恩教授在哥廷根大學是頗為不得志的。正教授沒有份兒，哥廷根科學院院士更不沾邊兒。有一度，他告訴我，斯特拉斯堡大學有一個正教授缺了人，他想去，而且把我也帶了去。後來不知為什麼，沒有實現。一直到四十多年以後我重新訪問西德時，我去看他，他才告訴我，他在哥廷根大學終於得到了一個正教授的講座，他認為可以滿意了。然而他已經老了，無復年輕時的瀟灑英俊。我一進門他第一句話說是：“你晚來了一點，她已經在月前去世了！”我知道他指的是誰，我感到非常悲痛。安德烈亞斯和斯蒂芬都長大了，不在身邊。老人看來也是冷清寂寞的。在西方社會中，失掉了實用價值的老人，大多如此。我欲無言了。去年聽德國來人說，他已經去世。我謹以心香一瓣，祝願他永遠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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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師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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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的第四位德國老師是馮·格林（Dr。vonCrimm）博士。據說他是來自俄國的德國人，俄文等於是他的母語。在大學裡，他是俄文講師。大概是因為他從來沒有發表過什麼學術論文，所以連副教授的頭銜都沒有。在德國，不管你外語多麼到家，只要沒有學術著作，就不能成為教授。工齡長了，工資可能很高，名位卻不能改變。這一點同中國是很不一樣的。中國教授貶值，教授膨脹，由來久矣。這也算是中國的“特色”吧。反正馮·格林始終只是講師。他教我俄文時已經白髮蒼蒼，心裡總好像是有一肚子氣，終日鬱鬱寡歡。他只有一個老伴，他們就住在高斯…韋伯樓的三樓上。屋子極為簡陋。老太太好像終年有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