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大下樓，但心眼極好，聽說我患了神經衰弱症，夜裡盜汗，特意送給我一個雞蛋，補養身體。要知道，當時一個雞蛋抵得上一個元寶，在餓急了的時候，雞蛋能吃，而元寶則不能。這一番情意，我異常感激。馮·格林博士還親自找到大學醫院的內科主任沃爾夫（Wolf）教授，請他給我檢查。我到了醫院，沃爾夫教授仔仔細細地檢查過以後，告訴我，這只是神經衰弱，與肺病毫不相干。這一下子排除了我的一塊心病，如獲重生。這更增加了我對這兩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的感激。離開德國以後，沒有能再見到他們，想他們早已離開人世了，卻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我回想起來的老師當然不限於以上四位，比如阿拉伯文教授馮·素頓（VonSoden），英文教授勒德（Roeder）和懷爾德（Wilde），哲學教授海澤（Heyse），藝術史教授菲茨圖姆（Vitzhum）侯爵，德文教授麥伊（May），伊朗語教授欣茨（Hinz）等等，我都聽過課或有過來往，他們待我親切和藹，我都永遠不會忘記。我在這裡就不一一敘述了。

1988年

（選自《留德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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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吐火羅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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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面曾講到偶然性，我也經常想到偶然性。一個人一生中不能沒有偶然性，偶然效能給人招災，也能給人造福。

我學習吐火羅文，就與偶然性有關。

說句老實話，我到哥廷根以前，沒有聽說過什麼吐火羅文。到了哥廷根以後，讀通了吐火羅文的大師西克就在眼前，我也還沒有想到學習吐火羅文。原因其實是很簡單的。我要學三個系，已經選了那麼多課程，學了那麼多語言，已經是超負荷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有時候我覺得過了頭），我學外語的才能不能說一點都沒有，但是決非語言天才。我不敢在超負荷上再超負荷。而且我還想到，我是中國人，到了外國，我就代表中國。我學習砸了鍋，丟個人的臉是小事，丟國家的臉卻是大事，決不能掉以輕心。因此，我隨時警告自己：自己的攤子已經鋪得夠大了，決不能再擴大了。這就是我當時的想法。

但是，正如我在上面已經講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爆發，瓦爾德施米特被徵從軍，西克出來代理他。老人家一定要把自己的拿手好戲統統傳給我。他早已越過古稀之年，難道他不知道教書的辛苦嗎？難道他不知道在家裡頤養天年會更舒服嗎？但又為什麼這樣自找苦吃呢？我猜想，除了個人感情因素之外，他是以學術為天下之公器，想把自己的絕學傳授給我這個異域的青年，讓印度學和吐火羅學在中國生根開花。難道這裡面還有一些極“左”的先生們所說的什麼侵略的險惡用心嗎？中國佛教史上有不少傳法、傳授衣缽的佳話，什麼半夜裡秘密傳授，什麼有其他弟子嫉妒，等等，我當時都沒有碰到，大概是因為時移事遷今非昔比了吧。倒是最近我碰到了一件類似這樣的事情。說來話長，不講也罷。

總之，西克教授提出了要教我吐火羅文，絲毫沒有徵詢意見的意味，他也不留給我任何考慮的餘地。他提出了意見，立刻安排時間，馬上就要上課。我真是深深地被感動了，除了感激之外，還能有什麼話說呢？我下定決心，擴大自己的攤子，“捨命陪君子”了。

能夠到哥廷根來跟這一位世界權威學習吐火羅文，是世界上許多學者的共同願望。多少人因為得不到這樣的機會而自怨自艾。我現在是近水樓臺，是為許多人所豔羨的。這一點我是非常清楚的。我要是不學，實在是難以理解的。正在西克給我開課的時候，比利時的一位治赫梯文的專家沃爾特·古勿勒（WalterCouvreur）來到哥廷根，想從西克教授治吐火羅文。時機正好，於是一個吐火羅文特別班就開辦起來了。大學的課程表上並沒有這樣一門課，而且只有兩個學生，還都是外國人，真是一個特別班。可是西克並不馬虎。以他那耄耋之年，每週有幾次從城東的家中穿過全城，走到高斯…韋伯樓來上課，精神矍鑠，腰板挺直，不拿手杖，不戴眼鏡，他本身簡直就是一個奇蹟。走這樣遠的路，卻從來沒有人陪他。他無兒無女，家裡沒有人陪，學校裡當然更不管這些事。尊老的概念，在西方的國家，幾乎根本沒有。西方社會是實用主義的社會。一個人對社會有用，他就有價值；一旦沒用，價值立消。沒有人認為其中有什麼不妥之處。因此西克教授對自己的處境也就安之若素，處之泰然了。

吐火羅文殘卷只有中國新疆才有。原來世界上沒有人懂這種語言，是西克和西克靈在比較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