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裡還要補充說明幾句，在這裡幹活的只是“罪犯”的一小部分。其餘的人都各有安排，情況我不清楚，我只好略而不談了。

我從北材料廠又被調到學生宿舍區去運煤。現在是夏天，大汽車把煤從什麼地方運到學校，卸在地上，就算完成任務。我們的任務是把散堆在地上的煤，用筐抬著，堆成煤山，以減少佔地的面積。這個活並不輕鬆，一是累，二是髒。兩個老人抬一筐重達百斤以上的煤塊或煤末，有時還要爬上煤山，是非常困難的。大風一起，我們滿臉滿身全是煤灰。在平常時候這種地方我們連走進都不會的。然而此時情況變了，我們已能安之若素。什麼衛生不衛生，更不在話下了。同我長時間抬一個筐的是解放前在燕京大學冒著生命的危險參加地下工作的穆斯林老同志，趁著監督勞動的工人不在眼前的時候，低聲對我說：“我們的命運看來已經定了。我們將來的出路，不外是到什麼邊遠地區勞改終生了。”這種想法是有些代表性的。我自己何嘗不是這樣想呢？

以後，我的工種有過多次變化。我曾隨大隊人馬到今天勺園大樓的原址稻田的地方去搬過石頭，挖過稻田。有一次同西語系的一位老教授被分配跟著一個工人，到學生宿舍三十五樓東牆外面去修理地下水管。這次工人師傅親自下了手，我們兩個老頭只能算是“助教”，幫助他抬抬洋灰包，遞遞鐵鍬。這位工人雖然也繃著�